陈岚的两个儿子,作家陈岚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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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吴志红表示,“只要陈兰不贪污,哪怕救一个孩子,我也会支持她。”不过,王凤亚事件也遭到媒体批评。名人王震表示,陈岚利用网络不断收集信息,“肖米亚一家狂野、非理性、暴力的形象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事件,”他说。这对家庭来说是一场灾难。 @NikuTansen 指责她坚持生命至上,不考虑父母的困难处境,称她“在别人的悲剧中标榜自己的最高道德”。“有,”他指责道。
9月4日,因眼癌去世的女孩王凤雅的母亲杨美琴及其祖父王太友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作者陈岚停止侵犯其名誉权。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法院决定当日开庭审理此案。
文| 景新宇
编辑赵汉茂
插画| 张曦
摊牌
夜已经很深了。 2014年夏天,程兰坐在佛山的一座立交桥上,背着黑色大书包,头发乱糟糟的,呆呆地看着对面睡在地上的父母和孩子,眼神更加凄惨。《南方都市报》记者用黑白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刻。陈岚试图靠近,触碰男孩的手,梦中她感觉到男孩将她的手握得更紧。
前一天晚上,她发高烧,还在上海。服药后,她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以便积蓄力量去佛山寻找小泽——,一个因母亲离家出走而被暴力父亲拔掉四颗指甲的男孩。我自己吩咐道。当私立儿童救助组织“小希望之家”主任陈岚得知当地志愿者无法说服男孩的父亲带他去看医生时,他决定亲自前往。
她满街小巷追着——父子,简直就是跟在他们后面跑。面对陌生女子,父亲选择拉着儿子逃跑,陈岚却追了上去,自我介绍并告诉对方自己的孩子要去医院。
“这是我的孩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这名有吸毒史、被此前关注此事的记者形容为“偏执狂”的中年男子问道。孩子的父亲问道。她。
“有什么事都跟我说。我要带你的孩子去看医生。要不你先吃点东西,喝点水吧?”
“卷。”
“孩子们需要看医生、吃饭和喝水。”
陈兰回忆说,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跟着父子俩,还因此挨打,但最终成功让公安机关暂时隔离了父子俩,并决定下一步就是寻找母亲。她向《人物》记者形容自己是“一块棕色糖果”,并在之前的文章中用五个字概括了自己的营救策略:“坚持、服从、忍受、爱、帮助”。
作为儿童救助领域的“明星”慈善家(《南方周末》曾在报道中称呼她),她在微博上拥有76万粉丝。 2016年,陈岚出现在《我是演说家》节目中,呼吁人们关注受虐待的儿童,主持人乐嘉随后在微博上发帖称,“陈岚和她领导的慈善机构。我向这个组织致敬。”
陈然即使不出门,待在家里,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年早些时候,不少爱心妈妈在微博上请求肖某照顾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5岁双眼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女孩王凤亚。由于母亲杨美琴的贫穷和无知,冯雅的治疗被推迟了。经过多日关注,4月9日,陈岚在微博上实名发布警方报案,称王凤雅疑似被亲生父母折磨致死。
她的依据是王凤雅手上的伤口,这是她带母女俩来北京治疗时,志愿者拍下的,并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对着镜头说“请帮帮我”,但失败了。联系北京的志愿者在未能接受治疗后几天内,杨美琴说王凤亚死得太早了。连日来,程澜不断披露信息,指责冯亚家人诈骗捐款,并带着唇裂的儿子来北京治疗,其中有一股强烈的倾向,“我捐款是因为我的孩子”。女儿病了。” “你付了钱,却没有给她治疗。好吧,你把钱留着吧。给我儿子治疗吧。”
她是将王凤雅带入公众视野的早期互联网力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一个月后,自媒体“鱼草”发表文章《王凤雅小朋友之死》,其中“父母筹集了15万元”和“儿子治疗兔唇,女儿治疗癌症”。 “不是我做的”这两句指责,彻底激起了网友的情绪。台江县公安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杨美琴通过水滴、火山两次直播共收受38638元,弟弟兔兔接受了燕兰基金会的治疗。
人们开始指责从未到过现场的陈岚散布谣言。她删除了之前的微博并道歉,称她在微博上过早的指责并没有改善情况,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她谈到这条微博时表示,“其实我认为这起案件的主要结果是警方直接介入调查,当时并不存在网络暴力。”说。甘欣在6月的一条微博中表示,“不会再有像冯亚这样的傻瓜去救孩子了,平民母亲最后的战斗力也会摧毁孩子的心。”它消失在里面了,”他写道。恶意和令人发指的谋杀。 ”
陈澜微博截图
虽然参与民间儿童救助行动已有五年,但陈岚的每一个行动都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我不能活着看到一个孩子死去。”这种信念最初只是一种情感,后来演变为“儿童的生命权高于一切”。她最早公开露面是2010年半夜闯入天津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秘密绑架一家人。当成员们决定不寻求治疗时,一名出生时没有肛门的女婴被送往治疗。
今年6月,她在上海一家时装店的露台上接受了《人物》记者的采访。她强调,虽然自己是个随和的人,但很容易被两个问题激起情绪:欺凌和反人类观念。至于那些被父母遗弃或者虐待的孩子,只要陈染知道,她就会照顾他们。大多数时候她都是这么做的。 “我会先救他,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件事,”他责怪他的父母,即使他们还没有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做。
2013年,程兰决定将这一理念更进一步,成立了儿童互助组织“小希望之家”。经过一年的准备和一年的活动,陈岚等人开始提起诉讼,但指控很快在网络上蔓延,又过了一年,该组织被解散,人也散了。
她受到赞扬和批评。追随她的同事们都处于两端。前所长于静坦言,“没有人有她这样的热情,大多数人都很难有耐心。某种程度上,我很尊重她。公益组织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领导。”詹伟胜则采取相反的立场。他认为,程兰具有典型的做作性格,在与被救家庭沟通时经常做出极端举动。渐渐地,救援变成了追求名利的手段。
——心理咨询师吴志红表示,“只要陈岚不贪污,哪怕能救一个孩子,我也会支持她。”然而,在王凤亚事件中,媒体人王振和却对陈岚之死进行了谴责。由于网络上信息的不断积累,“在很多人心目中形成了萧风雅一家野蛮、非理性、暴力的形象”,这“成为了这个家庭灾难的开始”。 @NikuTansen 指责她坚持生命至上,不考虑父母的困难处境,称她“在别人的悲剧中标榜自己的最高道德”。“有,”他指责道。
采访中,程兰向《人物》记者讲述了英国《动物福利法》的实施情况。在19 世纪的英国,“一个被认为是疯子的人整天去议会游说禁止饲养马和狗。”“不要被虐待。”他说,“唐“别打我,会疼的。”他说,“你会痛苦地尖叫,但动物会哭泣。”还有更多。《防止残酷和不良对待牲畜法》被引入。
“再次在巡回法庭上,这个疯子用斗篷裹住了一个孩子,说道:‘法官先生,请援引相关的动物福利法来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也是一只可怜的、受虐待的动物。’” ,1889年英国推出《预防虐待和忽视儿童法》。
由于已经是晚上了,她还没有吃午饭,所以她精神抖擞地向《人物》的记者讲述了这个故事。桌子上放着她在上一集哭泣时用来擦眼泪的纸巾。她认为故事中的“疯子”是必不可少的。
开始总是美好的
22岁的南京母亲乐燕2013年去寻找毒品时,将两个分别为1岁和3岁的女儿留在家中,而女孩的父亲几个月前因吸毒入狱。两个月后,当人们破门而入时,一股奇怪的气味扑面而来,发现一间没有窗户的卧室里躺着两具年轻的干尸。
这件事当时引起了社会轰动。作家、讨论节目常客陈岚曾多次到南京,为孩子们组织纪念活动,倡导树立纪念碑,参观孩子们居住的房间,我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一听,发现周围的声音都能听到,但是墙壁的质量不太好。她认为其他人都能听到两个孩子的哭泣声、拍打地板的声音以及他们慢慢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的哀求声。 “那他们怎么能忍受呢?半夜有只狗在我家附近吠叫,我得起床去找。”
愤怒和心痛依然挥之不去,程兰回忆起这件事时流下了眼泪。 “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在做任何事情——成年人、救援组织、警察、民间社会。我认为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罪行之一,我们无法原谅它。”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激动,她哼了一声,“这个世界真是疯了,今天真是他妈的国耻日。”
看来她有传染人的能力。她在微博上写了一篇题为“《十年一觉思怡梦,百年不尽儿童泪》”的文章,提到了10年前在她家饿死的另一名女孩李诗怡。她的感情很丰富,说话的方式也很吸引人。其中一段写道: ”(李思怡死后,楼里各家各户都挂着桃枝和红布辟邪,是怕那个受了这么多苦的小灵魂久久不散?还是会总有小指敲门的声音?在你的良心上?
南京女孩事件给陈岚带来了直接的启发,他决定成立一个儿童救助组织。她之前作为作家和电视嘉宾的职业生涯帮助她找到了第一批粉丝。来自北京的志愿者苹果先生看到陈岚的文章后表示,虽然自己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并不欣赏陈岚浮华的性格,但文章的后半部分让他受到鼓舞,他表示自己被陈岚的文章所吸引。思维方式。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苹果先生直到现在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程澜写下这句话时,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一点。据说他确实做到了。
前导演张伟胜记得在电视节目中见过程澜。他并不讨厌程澜的正义之言,常常觉得她的意见很有道理。在一次演出中,陈燃当场摘下围巾,递给了哈达这样一位尊贵的嘉宾。 “很简单。”臧伟胜告诉《人物》记者。
尽管他已经卷入了女孩案件的相关问题,但他是在第三次来到南京时,才有勇气走进女孩的家。而他看到的那个女人,程兰,还在哺乳期,却已经来过南京很多次了。张伟胜记得,当时派来为女孩立碑的社区30多名年轻人尾随其后,完工的墓碑也被盗了。 “他们‘扑通’一声把纪念碑扔到地上,碑就碎成了碎片,大家就开始打斗。成兰的力气也很大,就跑过去打人,很多人一起打起来。我们打起来了,最后我们都开始打架,”他回忆道。警察来了。 ”
这种热情的生活态度让他感动。他18岁从潍坊农村来到复旦大学,毕业后选择从事IT行业,纯粹为了赚钱而制作游戏,很快定居在上海。我渐渐厌倦了重复的工作,想涉足慈善事业,但程澜先生显然更有经验(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她一向能言善道,至少在谈到想法时是这样:“父母可以决定孩子的生命,但不能决定孩子的死亡。父母可以不予理睬,但目前还是要由政府来处理。” 。
陈岚也被当时在金华市仓库打工的年轻人李时来所吸引,当他看到两个年轻女孩饿死的消息时,他对社会感到失望和愤怒,于是冲动地买了票。南京。在南京,她目睹了程兰的挣扎并找到了希望,她说:“我觉得一个女人能为一个与她无关的人做这件事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考虑到无关人员之间的争斗是为了衡量一个人的“伟大”,陈岚的矛盾在三年前的“希望渺茫”事件中变得更加激烈。在论坛上得知一名没有肛门的女孩被家人放弃在天津治疗后,她决定去天津做点事。
截图自小希望首页微博
这件事的讲述是陈岚在采访中最感人的时刻,尽管多次重复这个故事,她还是哭了。一天深夜,她来到天津一家临终关怀医院,骗过门卫,跑上楼,“偷偷抱走了”孩子,送去北京和睦家医院救治。她记得婴儿的颜色:两条腿细如枯枝,呈灰褐色,脸只稍大一些,嘴唇呈一条线,乍一看就像是一个泛黄的玩具婴儿。 “我很困惑。”“你还是个孩子吗?”我记得我很震惊,“当我下楼时,有人追上了我,我的朋友阻止了我,所以我像一阵风一样跳了出去。”风。”我感到下定了决心。风。 ”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与北京和天津的公安部门以及仍然拒绝接受治疗的家人进行了讨论。在《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报告中,父亲拒绝放弃父母权利,表示他放弃治疗的决定“不是为了钱,而是不想让孩子将来受苦”。 ”程兰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国,无肛门是一种被诅咒的疾病,而且他们是一个比较受人尊敬的家庭。”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程兰说,她的喉咙被割断了,她咆哮着。说: ”
“孩子的家人最终同意接受治疗。程兰和离开天津的志愿者们一直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信息,直到几个月后才得知孩子的死讯。”冉病重,给她的孩子取名“小希望”。
“我想不到‘小希望’,”她说,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研究了世界各地儿童福利保护的发展历史。我发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出版了一本书,《小希望》,在书中她回忆了塑造她成为今天这个人的整个事件。张伟胜去北京参加签售会,读完书哭了。
程兰的自身魅力、虐童案件的严重性以及她遇到的一群热心为公益事业做事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启发。参与程澜组织“小希望之家”的高管人员背景相似,大部分居住在上海,受过高等教育,也有一些来自海外,有工作经验。(上市公司法务、IT公司合伙人、科技公司研究员)著名大学等)等),有良好的经济状况,比一般人更关心社会状况,并在工作日向慈善机构捐赠一些钱。一些新父母尤其不能容忍有关虐待儿童的社会新闻。
程澜虽然没有当领导的经验,但他还是理所应当地当选为后来成立的小希望之家的董事长。参与企业培训的前董事会成员永宗超回忆起第一次在医院见到陈兰的情景,并在看望了她救出的十几名儿童后,永宗超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参加。当时两人正在吃拉面,陈燃那个大书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准备的一年里,陈兰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是为临时寄养机构的孩子寻找住所。她告诉《人物》记者,中国没有有资格照顾儿童的私人救援机构,并补充道,“如果我们不解决法律没有提供解决方案的实际问题,就没有人会”这不会得到解决,”他保持了一贯的观点。请帮我解决它们。于是她成立了“小家庭”,一个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灰色地带儿童之家,陈岚为“小家庭”聘请了护士、保姆、保姆。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小希望之家于2014年8月在上海注册。有太多的未知,而已知的却令人兴奋。小希望之家的目标是开垦荒地,拯救受虐待和忽视的儿童。作为先行者,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推进保护儿童权益的立法。
摄影:陈染、辛铁军
被“需要”的感觉
凤凰卫视的谈话辩论节目《一虎一席谈》在2011年讨论了一个相对较新的问题:你应该停车救狗吗?陈岚作为正式嘉宾出席辩论,身穿红色中式及膝裙,披着白色披肩,头发扎成发髻,语速缓慢,给人一种知识渊博、彬彬有礼的印象。
从小希望和婷婷的两个案例来看,如果程兰女士相信自己有能力、有信心完成救援,那么她为了实现小希望的介入,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救援目标。他们有能力说服他们离开原来的家庭。房子。当意外情况发生后,她喜欢强调“原生家庭的不可替代性”,而婷婷只是一个“有时会与父母发生冲突的青春期女孩”。
谁也控制不了,婷婷女士与被解雇的男员工的恋情仍在继续。次年5月,她与一名男员工分手,但毫无疑问,这对当时的她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无法建立持久、可靠和亲密的关系。
上海的一个雨天,程兰还没醒来,就听到了婷婷自杀的消息。她回忆说,有30 分钟无法移动或呼吸。等她回过神来之后,她起身给几个看起来比较通情达理的董事打电话,让他们都来开会。
婷婷遗书来源:陈岚微博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这样呢?此时,该组织已经充满了矛盾,程蓝不想在如此悲伤的时刻回应那些开始反对的人的指责。
婷婷去世了。可以说,每个人都想帮助她,一起帮助像她和她女儿这样的孩子。故事的结局是,他们不仅无法帮助她,反而因为她的死而开始互相拆散。
几年前,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仓库打工的李时来受陈岚邀请来到小希望之家工作。虽然他对此心存感激,但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对程兰和小希望之家失去了信心,最终辞职了。他自称在婷婷去世后不久就报告了一起先天性食管闭锁的病例,据他回忆,6月份就提交了信息,但直到9月份孩子去世后才得到回复。小希望之家一如既往的高效,其原因是孩子们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
“选案的时候,陈燃自己决定,热点在哪里,她就去追。为什么要救一些?为什么不救一些?”李白井问道。
但令他困惑的是,如果当时没有小希望之家介入,谁能帮助婷婷和她的孩子们呢?常州当地媒体当时报道了此案,但未能引起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公安机关的重视。一位买家已抵达常州,想要购买婷婷的孩子。 “是不是应该等等看?”李时来表示,这个问题他现在还想不清楚。
2015年底,陈岚与小希望之家高管发生争执,北京站志愿者苹果试图调解两人。她告诉《你会怎么做》记者,她非常关心婷婷的情况,坚信婷婷需要专业、定期的心理咨询。与程澜通电话时,苹果劝她与董事们和平解决问题,但电话结束时,她忍不住问:“婷婷怎么了?”我没有多问。
苹果回想起陈岚当时对自己说的话。 “哦,婷婷。
这个事吧,你要说责任呢,也有。但是婷婷这个情况,我当时也很害怕,她这个情况我没有能力做,没有能力做,但是也没有别人接她。」 苹果又问她:「为什么没有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给婷婷做定期的心理辅导?她这个情况不是一时两时的,需要专业的帮扶。」 紧接着,苹果记得,陈岚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哎呀,外面心理辅导三百五百我觉得太贵了。我觉得不值。」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苹果告诉我,这是她对陈岚开始画问号的起点,这位女儿刚刚上高三的母亲没办法接受这个答案,没办法忘记婷婷,她难过地哭了。 混战 婷婷去世了,留下陈岚和臧伟胜拍着桌子指责对方。臧伟胜梳理了救助婷婷的始末,写成报告,希望做个检讨并存档。看到「婷婷曾在小家偷拿东西」被写进报告里,陈岚认为这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坚决反对存档。在臧伟胜看来,「陈岚把这份报告理解为一份黑材料,是我要整她。我说只是讨论总结,她说不行,全部删掉,不可以存档。」 黎世来认为,在后期对于婷婷的处理中,陈岚忘却了之前的承诺,只是想着怎么保护自己。他甚至指出,陈岚很少来小家,对于小家暂时寄养的孩子也缺乏持续的关照,「有时记者来拍照啊,她就抱一下那些孩子。平时最多就是去晃一下,直接进办公室。」臧伟胜也在采访中提到,陈岚热爱镜头,「镜头一来,立刻就开始活跃了」 ;苹果则将陈岚的公益称之为「伪公益」,前理事谢昶娥向记者强调,「做公益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头上的光环有多么的闪亮」。 看起来,一位领导者的公信力正在逐步丧失。将时间拉回到美好的起点,理事们选择的是一位毫无公司和领导经验的理事长,在其带领下,建立起的是这样一家机构:没有职业经理人。没有明确的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没有有一定经验的财务人员。没有成型的财务报销制度。没有薪资制度。没有HR。没有规定理事长在财务上有多大的权限。没有明确的理事职权范围。 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小希望之家的会计问题,这是一个罗生门般的争论:陈岚任用助理白梦雪为会计,并夸赞其为这份工作所作出的努力——考取会计证书,老实勤恳地记下买酱油这样的细小支出;理事们认为这个职位应该避嫌,由更专业的人来担任;陈岚说她多次请求理事为她推荐专业会计,但得不到回应;理事说推荐给陈岚的人,她没用,并总说没钱请人。 面对质疑,陈岚在2015年4月提出辞职,理由是自己有重度抑郁症——根据臧伟胜的回忆,他在那之前曾坚持让陈岚请一个中立的会计,由白梦雪担任出纳——理事们吓了一跳,同意了陈岚的辞呈,但她很快又反悔。 采访中,陈岚略带委屈地承认了,自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但在机构的筹备和建立期间,那么多脏活累活,出一线,拉善款,搞装修,可都是她干的啊,现在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她呢?换个思路,在西方的慈善机构里,理事每年听取理事长的汇报,进行任免投票,就可以了,他们又是哪儿来的这么多话语权呢? 8月份,质疑再一次升级,两位理事发现陈岚在未通知理事会的情况下,购买了价值89000元的摄像器材。陈岚的解释是定向捐款,并出示了转账记录,理事们则感觉陈岚掌握了太多权力,要对理事长的审批权进行限制,陈岚不置可否,并表示如果深夜ICU病房需要5万押金,如何及时审批? 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了。臧伟胜向《人物》记者回忆,「这都已经严重违背职场规则了,哪有这种事情,不是土皇帝的作风吗?」前理事于静是个旁观者、调解者,「陈岚会觉得,我这个是正义,是理想。吵架是最没意义的,说实话,我觉得双方都有点幼稚,陈岚要是再冷静一点会比较好。」 10月份,陈岚被最初在民政局注册在案的理事会成员投票罢免(4票赞成,1票弃权即她本人),她没有出席那次会议。面对交出小希望之家和公章的要求,陈岚拒绝了。她说,自己还感到委屈,因为机构最早都是依靠她的捐款生存下来的。在与记者就事实问题进行核实的过程中,陈岚专门发了一条微信,「有没有写明小希望10%的善款来自我的捐款呢?」此后她向记者出示了上海鼎邦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报告,上面写着她在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捐赠人民币约37.9万。 她旁观着自己曾经的追随者向上级主管单位求助,但未获明确结果。她提出若让出小希望之家,那么机构的名字要改掉,因为是她的名气帮机构整合了80%的资源,并且她不愿为机构以后发生的事情背书,遭到了理事们的拒绝。她又提出,先做一次审计,无论审计有无问题,都会交出机构,双方依旧未能达成一致。 事情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法庭。她继续目睹着曾经的追随者为了起诉自己,不惜麻烦地先后起诉了4次,最后以失败告终。法官给出的理由是,他们若想起诉她,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来代表机构起诉,而陈岚就是那个法定代表人。 小希望之家共经历了6次审计。最关键的一次由沪中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报告显示没有重大财务问题,但指出小希望之家「会计核算不规范,存在科目错用的情况;支付依据不充分」。部分理事认为,只要审计报告没有问题,就说明陈岚没有贪污,仍愿意追随她;其他人则认为审计报告有不少漏洞,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最终,主管部门不愿意继续宽容一个内部已经四分五裂的机构了。本就不具备寄养资质的小家被勒令关闭,陈岚说这是最令她痛心的事情,孩子们被转移到了深圳一家有寄养资质的医院里。机构就此停摆。 2017年6月,小希望之家因两年没有通过年检被注销了。散了。一切都结束了,如此之快。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认为小希望之家的尝试是一场失败。他们试图将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他人身上,打过官司的他们都懂得了,凡事要先讲证据,便迫不及待地希望为《人物》记者呈上证据,但讲着讲着,仍不可避免地上升到道德污点,甚至人身攻击。这场始于激情,终于对抗的纷争至今仍没有结束。 陈岚 邢铁军 摄 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 有人站出来反对陈岚,这让她最终失去了小希望之家,她说这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谢昶娥和苹果认为,这是陈岚的道德问题所致;臧伟胜则认为性格因素占了更大部分:害怕指责、霸道、强势,让她无法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而早在2010年,名为阿喀琉斯的网友就质疑了陈岚所从事的儿童救助的正当性。他将小希望的事件看作是伦理悲剧,而其悲剧性就在于「不能通过选择立场而得到消除。一方是放弃救治而解除苦难,一方是以生的名义忍受痛苦。哪一方是更高的伦理?」 阿喀琉斯将陈岚看作一个道德家,称她「不甘置身事外,渴望担当道德冲突的一极,不惜以廉价地唱出生命权的高调,不惜以生存的名义让悲剧延续,让弱者承担最终的后果。」 紧接着,他提出了更多疑问:陈岚何以证明自己所持价值观的无上性?她有没有权力决定孩子的命运?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对于经历过最痛切的权衡的孩子父母而言,他们的决定是否应该仅凭借陈岚的道德激情和优越感来改变?她有什么资格涉足事件,让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本已无解的道德冲突的又一枝节? 《联合国儿童公约》认为每个儿童都拥有生命权,而政府应该确保每个儿童都可以生存和健康成长。在每个国家,无论制度保障与否,伦理困境始终存在。 在美国德州,18个月大的埃米里奥患有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丧失听力、视力和说话的能力,且无法进食,病情进一步恶化后,医院决定撤除他的呼吸器,认为他不但没有治愈的希望,反而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孩子的母亲上诉到德州法庭,认为不应由医院来决定孩子是否可以活下去,法庭裁决在进一步听取双方提交的证据前,医院不得摘取埃米里奥的呼吸器。一个月后,在下一步的法律诉讼开始之前,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死去了。 英国的查理·盖得在11个月大时患上线粒体DNA耗竭综合征,医生表示应放弃治疗,法院同意了,孩子父母对判决结果提起上诉,被驳回,欧洲人权法院也宣布孩子父母无权干涉。此案引起了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和教皇的关注,在得知美国也没有对该病的明确的疗法后,父母最终选择了放弃治疗,并获得了公众的理解。 社会议题中,总有激进和保守之分,在中国,「陈岚们」站在了激进的一方,她不能看到一个婴儿死去,哪怕为此要触犯法律。 再把镜头拉回到3年前,带着婴儿逃离临终关怀机构的路上,尚在哺乳期的陈岚给婴儿喂了奶,在此前的几次讲述中,喂奶的量不同,接受《人物》记者采访中,她描述为「陆续地挤几滴奶到嘴里,半个小时过去后,她开始像小猫一样哭了」。微博大V@肉唐僧指责陈岚给无肛婴儿喂奶的行为给孩子造成了严重伤害,因而掀起了一波网络骂战。 小儿外科医生裴洪刚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争论的核心,「相关专业的医生检查了孩子都很难评估准确的事,我们的『爱心人士』就断定孩子完全有机会康复……即便喂奶未必不可以,但肯定要医生先评估大便通畅程度后才能定。」他做了自己的判断:小希望们的希望肯定不在「小希望之家」之类的民间组织,每个人认清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小希望们才会有希望。 「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到儿童保护。陈岚是作家,她以她的方式来关注,有些人认为很激进,但她的贡献是推进了一些个案的解决,引起了社会对于儿童救助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关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对《人物》记者评价他所观察到的陈岚的救助。 而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一直在期待一个完美的良性制度建设,她对陈岚的救助持审慎态度,「很多民间救助机构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就百分之百应该得到支持和赞赏。」她不赞成在没有后续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强行救出一个孩子,「民间机构是没有保障和能力的,说不定最后还是伤了孩子。」动用国家监护,给儿童一种安全和后续发展的空间,也是她眼中良性制度建设的一部分。 在促进国家儿童保护立法进步的各种力量中,陈岚认为,自己是那个暴露在真空中的人,勇敢地站了出来,走在最黑暗的前面,承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她说自己在小希望之后,不会再管理任何组织。媒体人王志安称陈岚「借壳大树基金一年半,募集款项将近千万」,陈岚向《人物》记者撇清和大树公益的关系,称自己只是传授了理念,小希望之家有一些前员工确实还在跟着她,「不敢谈团队了,我们就是朋友,一起帮一些个案筹钱」。除此之外,她还在被自己的3个孩子、4只猫和1只狗需要着。 臧伟胜去读了MBA,考取了心理医师资格证,他说婷婷的事情让她意识到,儿童虐待根源上是心理的问题;于静说在纷争之后只希望站在更外围的地方,但她看待世界的方法发生了变化,「你能清楚地分辨,一些事情的处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以人的生命权利为保障的」;黎世来在上海送外卖,远比之前做公益赚得多;苹果也远离了机构,在北京偶尔自发救助一些个案。 不约而同地,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到他们不会再相信任何一家公益机构,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个词语已经和不靠谱划上了等号。他们曾在一个机构中展示过人性的各个方面,都曾思考过如何能救下一个即将死去的孩子。那是段想起来有些伤心的记忆。但一切正如迈克尔·桑德尔在其著作《公正》中所提到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 热门阅读 ◎ 我们不贩卖焦虑,我们只是焦虑的搬运工 没看够? 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