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新石器考古文化
chanong
|据初步统计，2019年围绕新石器时代考古报告8篇、手册65本、书籍19部、论文集11部、译着4部、26部、目录、各类文章220篇。尽管博物馆期刊和馆藏数量较多，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期刊比例较小，但报道了17场学术会议，其中9场论证会议和8场专题研讨会（MQB图1）。
文章呈现出明显的偏向性，考古发现占比最高，其次是生存研究、宏观文化研究、古物研究、聚落研究以及环境与人地关系研究，较为均衡。尽管文化特征和阶段存在一定差异，但类型学研究明显不足，理论研究薄弱，缺乏方法论反思，礼乐、精神文化、社会组织、民族性研究相对被忽视，反映出学术界的人们对考古研究的界限日益警惕（见图2）。
“中华文明发现工程”、“中国考古”等重大工程成效显着，考古发现令人瞩目，但只集中在一个地区，努力在海台、中原、中下游盆地已持续半个月，区域河套、燕辽、东北地区、四川、重庆、西南地区仍保持亮色，但淮河中下游、华南、西北地区区域相对明亮。罕见（见图3）。
一、考古发现
(1) 东北/恩辽地区
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期气候剧烈变化背景下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文物考古部门在武陵市坎古尔遗址进行了4平方米的试掘，出土了距今9600年至9000年的端刮器、侧刮器等填补奥西波夫卡文化空白的文物62件。收集到的一件早期石器时代晚期的半月形双面工具表明，该遗址可能积累了多个时代的文化（《北方文物》第4期）。2015年，该研究所和其他人还移除了8个早期石器时代工具。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区新石器时代墓葬.距今9135年至8775年，仅见陶器，陶器下方刻有斜梳齿铭文。具有独特的口沿，出土的玉器玉器、管器、玉器、斧子是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玉器之列，发掘者称其为“小南山文化”。（《考古》第8期） 。通过双塔遗址和和塔木坡遗址的发掘，宁江流域的秩序逐渐清晰。2013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泰来县东明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陶器为其特点是以圆柱瓶、豪华口鼓腹瓶、弧腹瓶为代表的几何图案，整个压制的石镞和石刃均采用高级细石工艺制成（:010）-30000第8号）。但数据缺乏，层间关联性较弱，2013年该研究所对齐齐哈尔市红河遗址进行了调查。遗址、坟墓、灰坑的发现，通体压着的三角形凹底石镞展现了石片工业的特征，大量的渔猎骨工具展现了渔猎的经济特征。这也证实了梁思永对鞍钢西文化的兴趣。
小河西文化概念的提出引发学术界争论，2015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机构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对复兴城贾家沟西遗址进行了试发掘。被发现了，并发现了许多陶器碎片。它是一个质地粗糙的平底圆筒花瓶，年代可追溯至距今7850年至7650年，明显晚于之前的估计（《考古》，《科学》第25期）吉林大学等人在复兴城李营子遗址，发现半地下室遗址，出土陶器较多，有平底圆筒罐、颈罐、杯子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人脸，距今7450年至7350年，属于兴隆华文化后期（《考古》）。第25 期，科学出版社）。
目前北方草原研究较薄弱，但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于2016年至2019年对河北省康保县兴隆遗址进行了发掘，连续发现了四个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卧室墓葬、文物和陶器、石骨、牙齿、角和贝壳文物很常见。这是一个常年定居点，既可作为大本营，又可作为冬营。可追溯到8800 至5200 年前，构建了这个文化序列的文化序列该地区的历史，最初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边疆考古研究》 第8 版，10 月11 日）。
(2) 川田地区
2015年，阿鲁沙联邦文化遗产部门等单位对阿鲁沙左旗乌兰布和遗址进行了初步勘察，收集到多件陶器、石器，初步估计距今在5000年至4000年之间，分为两类被认为是来自后来时代的团体。阿尔泰山脉的影响，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的文化影响（《边疆考古研究》 No.1）。
201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对吕梁市德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其中仰韶中期F1遗址，面积137平方米，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它是一处旧住宅的遗迹。 （《中国文物报》 7月7日（日文第4版）。2012年，研究所及相关单位对灵石红阳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调查，发现了房屋遗迹、陶窑、灰坑等遗迹。 ）。仰韶时代晚期。出土物品有壶、碗、托盘等，均无锋利边缘。底部的容器对应的是白岩遗迹第一期（《草原文物》第一期）。 2014年，山西省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对定襄西社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察调查，收集了大量龙山文化时期文物和少量II期文物（《光明日报》第5期） ））石峁遗址是河套地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8年在帝都台顶发现了大平台。倒塌的石头和南栏杆的墙壁。技术非常成熟，有圆雕、浮雕、暗雕、正雕等，内容包括：包括符号、人面、神面、幻象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黄城台遗址还出土了——个口簧片（《考古》，第9版，10月9日）。医院及相关部门也于2017年在江边庙梁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仰韶文化晚期的灰坑埋葬现象，为研究中国丧葬制度和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资料。龙山时期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在陕北地区出土了最古老的陶器，后期则出现了典型的双陶，呈现出共同的特征。为该地区龙山晚期遗址，地层清晰，时代清晰，内涵丰富，在陕北近年来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明显十分突出（《文物春秋》第4号）。
截至目前，陕西南部和北部地区的研究进展并不顺利，但2016年至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在延安市鲁山毛遗址发掘中，发现了苗地堑。如下所示。许多第二时期的遗址已被发现。院落式建筑，有大型夯土基础、窑洞式居址和墓室，出土有筒瓦、板瓦、钩形石刀、玉黄、牙饼、环、斧、刀等。距今4350年至4250年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四合院式建筑群。最古老的轴对称板瓦、筒瓦四合院，也是目前最古老的。室内墓葬是第一个墓葬式室内墓葬。辽西省外及崖上地区公布（《中国文物报》第7号）。
（三）西北地区
为配合民和县齐家文化遗址公园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5年在施工区进行发掘，发现了齐家文化沟渠、居住遗址、墓葬等。 澄清并提供信息。考察聚落布局、结构及特征的重要证据（《光明日报》第4号）2017年，四川大学等单位对拉家遗址第八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调查，发现了拉家遗址的遗存。马家文化晚期。发现。与此同时，齐家文化灰坑堆积物再次出现地震迹象（《文博》第25期，科学出版社）。 201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也对民和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胡里家遗址发现了少量仰韶文化中晚期尖瓶、罐等遗存，以深腹罐、盆（《考古与文物》 5号）为代表。
201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宁县石家墓地进行了勘察，在李家嘴、仙湾遗址发现了房屋遗址、灰坑、路基等下常山文化遗存。《考古》）。发现。问题6）。
(4) 中原地区
洛阳盆地是龙山时期文明演化的重要区域，我们进行了调查。面积约1120平方公里，包含从贝扎托文化到东周时期的456处遗址（地点），展示了中华早期文明核心区域从分散的村落到王朝中心的社会发展轨迹。规则。（:010）-30000，科学出版社）。
为进一步了解新密古城墙遗址的年代和布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6年至2017年对东城护城河进行了解剖，调查了护城河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完全明白了。墙体防护、墙基、墙体主体出土文物具有王湾三期（《四川文物》四期）特征。
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为配合遗址博物馆建设，于2010年至2011年进行发掘调查，拆除仰韶、龙山时期各类遗址204处。根据2017年调查结果，总面积和面积分别为：计算出来的。获得遗迹的布局图（《边疆考古研究》第6号）。
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博物馆等单位对淮阳市平凉台城遗址西北部进行了发掘。所发现的枣尔台晚期文化遗存与迄今为止的积累相符。该所等在淮阳市石庄遗址发掘出一组龙山时期的粮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粮仓之一（《华夏考古》，12月3日）。第9 页）。
2006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邯郸市薛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发现其文化面貌与后港二期遗址相似（010-），展现了文化交流。 30000，科学出版协会）。
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临汾市桃园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2018年抢险发掘的运城源村遗址，蕴藏着丰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大众考古》 7月19日第8版）。
2010年至2011年，陕西师范大学等机构对西安市米家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发现燕邵文化晚期、庙沟第二阶段、客家双文化遗存（《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第5 期）。省考古调查所2016年至2018年对西安市马腾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首次发现关中地区燕韶文化晚期沟渠聚落（《华夏考古》，7月19日，第8 页））。
（五）开岱地区
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里程碑，2013年至201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发掘了龙山文化沟聚落，确认了龙山文化城遗址的存在，并重新发掘了龙山文化城遗址。挖掘出来了. 1930年代的探索（《华夏考古》第4期）2015年，该研究所抢救发掘了曲阜郭庄遗址，揭示了大汶口中晚期的丰富遗存和少量龙山文化。（ 《华夏考古》第12号，科学出版协会）。
2015年，滕州市公安局在滕州市江上遗址破获一起文物发掘案时，查获玉器59件，包括铲子、挂件、牙条、手镯等，明显具有中玉特征。及大汶口文化晚期（《光明日报》）第12辑，科学出版社）。
为了解蜀河陵阳上游龙山文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日照市日照牡丹台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 2017.永山早中期文化城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沭河上游史前城遗址的空白，也拓展了对药王城类型含义和范围的认识（《邯郸薛庄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号） . 12) ).
济南焦家遗址的调查发掘是海台地区的一大亮点。 2016年至2017年，山东大学等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面积墓地、祭祀坑、民居遗址、城墙等，发掘墓葬215座，墓葬数量众多，并发现精美的白陶。彩陶、玉器，特别是大量玉器的出土，这一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南北玉器工艺的交流和东西方的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棺材和随葬品的数量显示出明显的社会歧视和阶级差异（《文博》第12期）。 1999年，学校在济南市周河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大汶口中晚期典型墓葬，其中M8级（《中国文物报》号11）有明显等级差异。 2015年至2016年，学校对滕州市官桥村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发现17个形态各异的北新文化灰坑。这些文物以三脚架、碗和小口双耳瓶（《考古与文物》）为代表。问题1）。
2018年，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对菏泽市河楼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这应该是菏泽地区大汶口早期文物的首次科学发掘（《中国文物报》 5月5日版）。
（六）淮河中下游地区
春山寺文化的发现和建立，进一步明确了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谱系。 2012年，南京博物院等力量在泗洪市发掘汉京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址为房屋遗址、坟墓、灰坑、灰沟，出土文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考古》第1号）。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1985年至1986年定远侯家寨遗址出土资料。第一期遗址具有典型的双屯文化平底鼎、祖形腿、陶器上刻有的符号等特征。第二期遗骸中典型地遗留有鼎鼎、壶形鼎和大量彩陶，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侯家寨文化（《海岱考古》第一期）。 2018年，该所联合相关单位对富阳市瀛遂寺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清除了少量具有忘忧坊型特征的遗址（《海岱考古》 11月29日版）。
(七)长江下游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开始对凌家滩遗址进行村庄考古工作，发掘发现了一条内沟、一条外沟和一大片居民区。玉溪河流域的区域系统调查为研究凌家滩的兴衰提供了大量的支撑材料（《考古》，科学出版社）。
凌家滩巨石曾经是皖江东部的热点地区，但整个新石器时期的人文景观和聚落变化并不明显。 2008年至2011年，国家博物馆联�**不帐∥奈锟脊叛芯吭憾月戆吧绞泄畔印⑹屎饔蚪辛舜蠊婺Ｇ蛳低车鞑椋鞑榱斯乓胖肪勐浔淝ü獭Ｓ辛巳娴牧私狻Ｏ惹氐厍ā犊脊拧罚蒲С霭嫔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9年至2011年对马家坂遗址进行了重新发掘，开展跨学科研究，丰富文化内涵，并出版了首次发掘的相关资料（文物出版局《文物》）。 2018年，该所等单位对德清中期朱明遗址进行了研究、勘探和发掘，发现玉料、半成品、玉制品约2000件，均由玉石制成。这就是了。良渚晚期玉器加工现场呈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该模型为探讨良渚晚期社会结构、聚落模式、手工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东南文化》第5版，2月22日）。
近年来，宁绍平原考古研究发展迅速。 2017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奉化何家遗址和下王渡遗址小桥发掘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何家遗址跨越河姆渡文化晚期至前三阳文化时期，揭示了宁绍平原前三阳文化的分布（编号《中国文物报》第1号）。我院方桥发掘区跨越河姆渡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中晚期，文化要素复杂，反映了宁绍与浙北地区文化交流活跃的情况（:010 -30000第9号）。
2017年至2018年，南京博物院等力量对常州市青城屯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它是松泽时代后期最精致的龙首纹玉器之一（《东南文化》 No.9）。
（八）长江中游流域
2017年至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王家龙遗址进行发掘发掘，拆除屈家岭文化墓葬112座、陶坑3个，发现各种结构。单人木棺葬具。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社会分化明显的屈家岭文化墓地（编号：《考古学报》第7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5年至2017年对京山屈家岭遗址进行发掘，在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等地发现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初步确认该壕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一批焙烧铜矿为探索铜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文物报》 3号）。此外，2018年，对屈家岭殷家岭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局部发掘，发现油子岭文化中晚期遗存（编号《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一号）。 2017年至2018年，研究所会同相关部门在包钢市木林头遗址开展积极勘探发掘，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晚期墓葬，以及随葬的玉卷、玉齿螺钉、象牙管等。古坟时代勘探的重要资料。屈家岭文化：社会差异提供重要信息（《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第1期）。 2005年发掘麻城梅屯遗址，出土器物以鼎、壶、盆、豆等为代表，与黄梅庐山遗址、武雪谷山遗址相似（《马家浜》第1号） 。
201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对郧县小沟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发现朱家台文化中期两类遗址和眉山文化碎石滩式遗址（编号：010） -30000号4）。
结合“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开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华容市七星屯遗址、礼县孙家岗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在七星屯遗址，发现屈家岭文化具有外圆内方形的双槽结构。孙家岗遗址墓地、墓区、墓群、墓排、个体墓葬层次分明、结构复杂，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组织，而大量的玉器制品也反映了石家河及以后的文化。已成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中国文物报》 2月22日第6版）。
(9) 热南地区
最近的考古研究更新了学术界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认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6年至2017年对英德青塘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贝器、角骨器等万余件，是距今25万年的文化遗产。一万年。完整的地层文化年代学为研究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南方文物》 No.7）。
2015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广州市查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调查，发现墓葬、灰坑、地下室等文物和鼎、豆、罐等文物。揭示了。它与石峡文化有些关系，但也有自己的特色（《考古》，文物出版社）。
福建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012年至2015年对闽西滨江流域进行了区域调查，初步了解该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秩序。新石器时代，已建成。 （《大众考古》，科学出版社）。
（10）西南地区四川省、重庆市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2018年对会里河头遗址二区进行抢救性发掘，主要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石棺、墓葬遗址、民居等，发现遗骸、灰坑等。与早期的猴洞遗址、李家坪遗址相媲美。为研究早期石棺墓葬的墓葬形制和埋葬**俗提供了新的资料（《考古》第3期）。
2013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对巫山白树梁子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揭示了大溪文化早期至中期的墓葬和灰坑，并出土了壶、豆、盘等。该表比较典型（《考古》，科学出版社）。 2013年发掘庆陵市曲溪口遗址，出土玉溪文化晚期特征的高颈壶、折边壶（《江汉考古》，科学出版社）。 2013年对巴南市熊家湾遗址的抢救性发掘，揭示了玉溪文化上层第二期和玉溪文化后期、最晚阶段的遗存，为研究原始祭祀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江汉考古》） 5））。河省刁睿遗址于2018年至2019年发掘。出土文物有卷边壶、高颈壶、口形壶等，与玉溪文化早期遗址（:010）密切相关。 - 8 月23 日，30000 第8 号）。
2017年至201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广南省大隐洞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该遗址墓葬墓葬类型多样，出土物品有陶器、石器、骨器、烧米等。时代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是该时期云南省发现的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洞穴墓地（《江汉考古》，文物出版社）。
2.专项研究
（一）“古老的中国”与文明的起源
对于“最古老的中国”，孙庆伟强调，要回到政治文化层面，聚焦中原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010-）。 30000号5）。韩建业认为，文化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形成于苗地堑时期，具有中心和主体的复杂结构，以农业和祖先崇拜为根本。（《江汉考古》页） ) .5).张国硕认为，这一概念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具有主导文化地位，而我们认为文化意义上的“最古老的中国”应该是以下国家：陶石文化（《中国文物报》第5号）。叶淑贤认为，无需担心语言有无，玉文化孕育了龙山文明及三代文明，已具备万年华夏论的历史深度（:010） -30000卷1)。南京大学出版社）。李建平表示，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是各民族不同文明的源头，因此我们可以脱离“中原中心论”，替代以往的“中原中心论”。 “平原中心论”。他强调，必须寻找。 “中国”（《考古》 7月29日）。
刘庆柱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和”与“中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共同发展的多民族文明（《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2 号）。孙庆伟认为，早期形成了三个基本特征：双花超稳定结构、人类文化的合理化和文明路径、家国一体的文明进程（《福江省汀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 7月12日）。马鑫认为，龙山时期以来不断诞生和发展的早期村落组织，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四川文物》第8期）。从整体上看，陈胜迁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制度的形成，而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基础（010-6月17日30000天） 。高江涛认为，总的趋势是多样性和统一性，跨文化互动和冲突（战争）是进化的外在驱动力，务实和创新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6期）。《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是“中华文明探索工程”多项成果的汇编，张驰先生声称在5500年至5000年前形成了类似酋邦的社会组织，贾丹等人指出古国之衰，古国之兴。良渚、石家河、陶彩等标志着地域文明的出现（《四川文物》，科学出版社）。
对于各个地域文明，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礼制、祭祀文明的重要源头，构成了中华文明整体根系的主根系（《中国文物报》 9月24日第9版）。朱乃成表示，屈家岭文化的地方地缘组织既有冲突，也有和平共处，不仅为江汉地区的文明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中原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郭卫民认为，石家河文化实现了大范围聚落的高度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行为和文化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观念体系。良渚与道士；石家河聚落所揭示的早期国家形态，不能套用现有的国家概念，不同于道士、石峁等暴力社会、权力强化社会，不具有过度夸张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想法。良渚宗教信仰浓厚，社会差异显着（《中原文物》，科学出版社）。韩建业认为，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虽然不是夏商周文化的直系祖先，但却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早期文明（《中原文物》 8月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 概述与跨文化比较
韩建业认为，海台与中原进入龙山时期的时代并不重合，龙山时期的文化实际上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了中国早期的主要文化（《中原文物》第4期）。他还将龙山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的丧葬传统区分为重富贵并重的海台传统、重富贵贱的江汉传统和中原传统。该地区强调贵族而非财富，与古代“三民族”或“三部落”有关，这是一个与其分布相对应的“群体”（《遗产》第4号）。而且，从欧亚背景来看，齐家文化继西方的克胜庄文化第二阶段之后诞生于陇南东南部，后期又间接受到中亚文化思想的影响。二里头文明的诞生对中国青铜时代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7期）。
瞿同立等人整理了欧亚大陆的早期雕塑，认为中国早期雕塑的出现可能受到了欧亚大陆西部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李新伟先生表示，库克图尼-的黎波里文化与苗地堑系的彩陶、马甲嘎玛窑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中部地区未发现起桥梁作用的彩陶文化，因此不存在直接的文化联系。两者之间有交流，我想很难下结论说有。亚洲（《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名）。陈昆龙等人总结了近年来传统考古学和冶金考古学的成果，提出铜冶炼生产在公元前三千年末就集中在河西走廊。冶金技术知识融入到平原地区现有的传统中，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独特的冶金传统（《中国社会科学》第3号）。
陈国庆认为，燕辽地区虽然与周边国家持续有文化交流，但并不强，周边地区对燕辽地区的影响远大于燕辽对外文化输出。（《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出版社） 。
段天经等研究表明，东北南部小珠山中部文化特有的短线刻图案孕育了左家山下层文化，左家山上层文化向西传播形成了汉民曼哈文化，在东部，它影响了英格尔岭的下层文化。（《史学月刊》第26期，科学出版社）。王跃谦指出，锯齿纹、磨砂纹、弦纹、几何纹等都是在西辽河流域栽培、发展和传播的，但彩陶、条纹是从东北外地传入西辽河流域的。盆地。认为该盆地是第一个流入的盆地。东北文明的门槛（《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第4期）。朱乃成认为，红山、夏家店亚文化出土的曲形玉臂环的起源可能与凌家滩文化（《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第8号）有关，夏商时期常见的玉虎形，开始出现于凌家滩文化，但其起源应为石家河文化晚期（编号《光明日报》第2号）。
吴晓通先生表示，晋南新石器时代的多黄蓝墙向北传播到晋陕高原，在与陕北、甘肃、青海的互动过程中又传播到了齐文化，引发了齐文化的思考。最早的断节起源于大汶口、良渚、薛家岗文化时期，拼缝的出现是晋南先民（《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号）在制玉技术和艺术上的双重创新。黄国贤对海河平原后港一期文化的典型遗存进行分类后，认为后港一期是北福地文化与北新文化融合的结果。早期以北福库地文化占主导地位，到市北口第一阶段，温石河流域B类北新文化进入，并与北碚文化不断融合创新（《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期）。王庆对日照市两镇龙山文化M33出土的青绿色镶嵌龙形器和“编钟”进行了分析，从铸造技术和镶嵌技术等方面找到了镶嵌铜牌装饰品的起源，分为装饰意义分为三个方面。绿松石镶嵌及装饰图案其含义想必源自东海岸地区夏族利用从西北引进的铸铜技术，制造了镶嵌绿松石铜牌的新型礼器（《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出版社）。刘文强先生介绍说，恒嘎月最初形成于海台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或者是由玉刀改良而来，从大汶口晚期到龙山早期向西传播到山西省南部和陕西省。据信，它蔓延到了该省的北部和西部。甘肃、青海地区及侧面已专门钻探，具有开采潜力（《华夏考古》第17期，科学出版社）。
丁斌对比了千山阳文化和玉惠村类型的遗存，认为在龙山时期早期，太湖与皖北淮河中游地区就存在着明显的文化交流。这种近乎单方面的文化传播可以由人口流动和流动造成（《江汉考古》第11期，科学出版社）。
邓聪等人对永朗、甘草岭等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分析，认为良渚玉器尤其是玉珠向外扩散，绵延数千公里。 重要元素（《文物》 第2 期）。
叶淑贤在考察西方古代玉石资源后得出结论，齐家文化与苗地堑类型密切相关，所用玉石全部以蛇纹石为主。维卡瓦。后来齐家文化将西部玉石资源带向西拓展，形成了玉石路网，为商、周、秦、汉时期利用玉石资源奠定了基础（《考古》第4号）。
（三）文化特征与时代
杜赞伟等人以查海遗址为基础，将距今8150年至6950年的兴隆花文化分为三期五段（《中原文物》第3号）。陈维举解析小河西文化
为距今7850~7700年，兴隆洼文化为距今7730~7100年，缩短了二者的年代跨度，小河西文化的命名需再探讨(《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高云逸将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修订为红山文化中期，认为坛?庙?冢并非红山文化晚期共存，综合崇拜对象的变化推论红山文化于距今约5250年或略早进入文明社会(《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徐昭峰认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距今6670~4070年，时代越晚，来自海岱的文化影响越重。文化演进中的多元性，造就了经济和农业的多样性以及族群迁徙交流的常态性(《辽东半岛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华书局；《考古学报》第2期)。他还认为后洼下层是与小珠山一期有较强亲缘关系的独立考古学文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小珠山四期应属偏堡子文化范畴，含部分大汶口和土著文化因素，偏堡子文化的源头应在下辽河流域探寻(《考古》第10期)。 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内涵和范围一直有争议。魏坚等认为已知最早的仰韶时代白泥窑文化可分为鲁家坡?白泥窑和王墓山三个类型，距今7000~5800年，深受中原和辽西影响，直接后继者为庙子沟文化(《考古学报》第7期)。老虎山文化分布于环岱海地区，距今4600~4300年，与庙子沟类型有渊源，且受阿善文化寨子塔类型晚期影响，与永兴店文化分属不同谱系，与陕北?晋中和冀西北地区的文化有较大差异(《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一直未达成共识。邸楠通过对庙梁?五庄果墚等遗址的系统分析，认为仰韶晚期虽受海生不浪文化影响，但仍可称为仰韶文化五庄果墚类型(《文博》第1期)。邵晶以斝和鬲的分别出现为标志，将龙山前期遗存分为“寨山组”和“庙梁组”，前者上接仰韶晚期“尖底瓶陶器体系”，后者下启龙山晚期“双鬲陶器体系”，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来源(《考古与文物》第4期)。对于石峁类遗存的性质，许宏根据对牙璋的分析认为下限应晚至公元前1600年或更晚，并建议慎用与“夏”有关的词汇；考虑到石雕作品的“旧物新用”，石峁遗存至少是两个不同的人类群团的遗存(《中原文物》第1期)。 杨谊时等利用一年生炭化植物种子的14Ｃ年代数据检测河西走廊已有炭屑和骨骼14Ｃ年代的可靠性，发现模型年代与已有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年代基本一致，而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却存在明显的误差(《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第12期)。 大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略显分散。卢瑞宇认为磁县下潘旺遗址第二类型遗存可称下潘旺文化，距今6650~6450年，与镇江营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共同组成镇江营文化系，来源于后李—北辛文化向华北平原的扩张。两次文化面貌的转变均与外来因素传入有关，而最终消亡则因庙底沟文化的扩张(《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邵晶将庙底沟遗址“龙山文化”陶器分为甲?乙组，分属庙底沟二期和西王三期，同意空三足器作为龙山时代来临的标志，认为甲组处于龙山时代早期，乙组处于仰韶时代末期(《华夏考古》第1期)。段天璟等认为运城盆地龙山时代荆村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除陶斝和平底盆形鼎外，还应包括平底罐形鼎，梳理东关文化陶斝与鬲的演变得出三里桥文化在运城盆地承袭并取代了东关文化的结论(《考古》第6期)。田建文重新审视了陶寺2002ⅡM22，认为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陶寺遗址有一个时间不长的双耳罐流行时期(《文博》第5期)。新砦与王湾三期的关系仍有较大分歧。魏继印认为新砦文化不是介于王湾三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普遍存在于各地区的阶段性遗存，也不是从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存，而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与其他区域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存(《考古学报》第3期)。李维明再次分析了2002年新砦出土遗物，认为以花边罐为代表的陶器群应属于二里头文化而非新砦期，新砦遗址的二里头文化聚落有70万~100万平方米(《中国文物报》5月5日第6版)。 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相对完善，但讨论仍在继续。龙腾文等通过贝叶斯模型方法提出了各文化阶段可能的绝对年代分布假说，后李文化的起始应提早1000~1500年；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的模型结果的重叠，表明可能存在不同文化群体共存的情况(《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饶宗岳等从地层学和类型学角度对该假说提出异议，认为以往判断是相对严谨的(《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东南地区的福泉山遗址是良渚文化分期的关键材料，赵肖楠将良渚文化墓葬分为五个阶段，距今5300~4300年(《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王清刚分析了好川墓地典型器物，认为钱山漾初期环太湖地区主要遵循良渚末期的文化传承，龙山初期以后，大汶口文化因素才产生强烈冲击并催生出典型钱山漾文化(《四川文物》第6期)。白国柱等认为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与太湖流域?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区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难以归属其中，建议称为“朝墩头类型”(《东南文化》第1期)。 (四)聚落与通道 1.聚落形态 杜启明基于建筑学语境，认为石峁遗址最初居民应来自北方牧区，大型土石建筑时代应较晚，具有宗教场所的特征(《中原文物》第1期)。 孙波以区域为空间单位，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区域性聚落布局的基本轮廓大体上与地理分区相合，不同地域以城址为中心形成区域性实体和围绕自身的聚落群。其繁荣在于持续积累与环境稳定，而宗教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政治成为社会运作的杠杆(《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 牛世山等讨论了石家河聚落群和陶寺城址的营建形式，前者是以城为中心向周围随机扩展，后者则具有宫城(宫室)居前?其他功能区居后的总体安排，代表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的城规思想，影响深远(《江汉考古》第5期)。 郭立新等利用卫星地图并结合已有材料，提出古云梦泽周边自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阶段的城址经历了由圆而方的变化，该区的连城体系特点之一是特别重视城内外水运和灌溉体系(《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刘辉认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月牙形带状分布，是由本区特殊的地貌特征?水热条件及生业形态决定，城址兴废与全新世气候波动有高度的耦合(《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墓葬和其他遗迹 对于葬具?葬式的研究，郭明提出同时具备墓葬?石墙和积石三种要素才能称为“积石冢”，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具有历时性和相似性的特征，只流行于特定时期和特定人群(《华夏文明》第7期)。马金磊认为新石器时代土洞墓至迟在距今5300年出现在黄河中游，距今4500年前后流行于黄河上游，同时出现合葬?迁葬和调整葬式的行为(《文博》第4期)。彭小军等认为仰韶时代中期到龙山时代早期，独木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流葬具，龙山时代晚期独木棺葬俗逐渐式微，但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被陶寺显贵继承。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不断强化，历经近两千年的史前独木棺传统最终被板棺**俗取代(《南方文物》第6期)。赵江运认为俯身葬最早发现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的太湖西部，并扩散到太湖东部和江淮?宁镇地区，崧泽早期之后大幅减少，成为非正常死亡者的特殊处理方式。“崧泽化”进程对葬制的转变有一定作用，但太湖东西部的文化整合或许才是葬制改变的主要诱发机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张弛对葬仪的研究较为特别，认为大汶口M10?东山村M91和八里岗合葬墓M13?M14都存在以棺椁分隔的葬仪空间，不同空间随葬了象征“饮”和“食”的器具乃至猪骨，其中饮具更为靠近墓主。饮具都是成对，并且大都成套，饮用方式多为热饮。不同案例存在不同饮具组合，说明当时有多种酒类或不同产源的酒类，不同的酒类也许还有不同的喝法(《江汉考古》第1期)。 在具体的墓葬形制研究中，戴向明系统分析了陶寺遗址的墓葬资料，揭示出龙山时代陶寺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陶寺集团从崛起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完整过程(《南方文物》第6期)。何驽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辨认出部分中期墓葬，结合其在晚期遭到破坏的现象，认为这不是人牲而是政治报复行为(《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王叶等将元君庙墓地合葬墓分为单一人骨埋藏特征合葬和多种人骨埋藏特征合葬两类，合葬墓的使用过程并非都是一次填埋与安葬，存在多次使用现象(《江汉考古》第1期)。马萧林认为灵宝西坡墓地很可能由西往东逐渐埋葬，随葬大口缸和玉钺或受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影响(《考古与文物》第5期)。孙卓认为西坡墓地在墓葬规模?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上存在强烈的分层现象，陶器在埋葬过程中可能具有礼仪含义，而男性在墓地中有着更加明显的分化(《华夏考古》第1期)。向其芳认为天门邓家湾墓地经历了从屈家岭早期早段至后石家河文化阶段。三个墓区有布局上的相似性与等级上的差异性，布局相似性反映了社会结构从核心家庭到扩大家庭再到家族的发展，等级差异性则说明家族与扩大家庭内部存在分化(《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施劲松分析了宝墩文化的墓葬，认为该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较一致，似乎尚未出现阶层分化(《考古》第4期)。 曾丽结合“烧烤坑”的认识，论证了烧烤坑遗迹的存在，并强调在发掘中要将烧烤坑从灰坑中分离出来(《文博》第2期)。于璞对王墓山坡下遗址仰韶文化聚落的用火遗迹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在建造房屋过程中，可能用火对居住面和部分窖穴进行了烘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 3.文化通道高江涛系统研究了洛阳盆地与晋南地区早期的文化通道。至少在庙底沟类型以来有一条中条浢津道，而盐道很可能是其功用之一，寺里—坡头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交通控制点(《中原文物》第1期)。虞坂巅軨道极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应该有“盐道”和“军事道路”作用(《中原文物》第2期)。轵关陉道也可能在史前已存在，先秦时期作为军事要道和盐?铜矿等重要资源的运输通道(《中原文物》第3期)。吴艾妮通过梳理遗址，认为新石器时代湘粤古道已经存在，但属于民间自发的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明确的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 (五)器物研究 1.玉石器 邓淑苹以《周礼》“六器”为引，提出玉琮的必要条件是方形，主要功能是祭地。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是原生型，而良渚晚期突变出来外壁平直的为次生型。早期外弧壁的方镯是被清末金石学家误导而命名为“琮”(《中原文物》第2期)。郭明建将良渚文化划为良渚遗址群?太湖东北部和东南部三个玉器风格区，有大?中或小型的玉器工业。大中型应有专业制玉工匠或集团，产品自用外还部分输出。玉器资源的不均衡性，导致各地贵族使用奢侈品的不同策略(《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崔天兴等认为淅川沟湾遗址的玉坯废料为砣具切割而成，部分玉(石)环可能是史前原始砣具，这也是目前史前砣具切割工艺的完整证据链(《南方文物》第6期)。杨晶认为良渚人已经普遍使用了线切割和片切割，砣切割技术尚未有明确证据。玉器纹样基本为直接刻划(《南方文物》第1期)。 翟少冬分析了陶寺遗址的石器和石料，认为大崮堆山的变质砂岩应是其主要石料，产品主要为镞，可能有产品输出。精英阶层对石器工业的控制和管理可能更多地表现在对石料资源和产品的分配上(《中原文物》第5期)。刘莉等考察了灰嘴遗址的石器生产，认为仰韶人群主要是满足自身需要，石料来自周围；龙山晚期时成为石器生产地，主要生产白云岩石铲，其生产的专业化可能是由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实施(《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孙瀚龙结合类型学分析了“石犁”的考古学背景，整体建构了“石犁”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1辑，科学出版社)。付永旭认为华南地区的凹石有内陆和沿海两个明显分布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战国秦汉时期甚至更晚，用于加工坚果和处理贝壳，或是穿孔石器的半成品和加工石器的工具(《考古》第8期)。高云逸通过人类学的比较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凹窝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钻木取火工具——钻帽而制作和使用的(《文物春秋》第3期)。 2.陶器 赵辉认为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要趋于体系化发展，要重视多重记录，进行基础信息的分类和计量，以及信息间相关性的综合，认识陶器的“操作链”和“生命过程”(《江汉考古》第1期)。李文杰认为轮制仅指快轮拉坯成型，快轮制陶的直接证据是螺旋式拉坯指痕和麻花状扭转皱纹；快轮制陶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技术传播”规律的制约和“技术思想”的影响(《文物春秋》第4期)。卫雪等认为仰韶文化尖底瓶的尖底结构及凹凸不平的内壁具有良好的沉淀澄滤作用，小口利于封盖和开启。大瓶的双耳主要固定绳索，中小瓶的双耳则在于系绳，用以辅助提取但非远距离提行(《考古》第11期)。杨雅琼等从胎土?成型?修整?装饰?焙烧五方面对顺山集的陶器进行观察，认为第一?二期制坯方法从泥片贴筑转为泥条盘筑(《东南文化》第1期)。 3.其他器物 洪石认为新石器时代嵌绿松石漆器仅见于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以腕饰和头饰为主，胎骨多木胎，基本为散点式或拼合式平嵌，使用者等级很高(《考古与文物》第3期)。马萧林梳理了西坡遗址的朱砂并比较了民族志，认为其表达思想观念在仰韶文化中期已发展到较成熟规范阶段，也是社会角色和身份差别的重要标识物(《中原文物》第6期)。 4.科技分析 李涛分析了红山文化核心区非日用陶器(主要是筒形器)及日用陶器的成分，两者无明显差别，均就地或就近取土，由相同的生产者生产；不同地区应有各自独立的筒形器生产，主要被本地家户消费；程度较高的“专业化”不适用于红山陶器(《北方文物》第1期)。周本源等对秦安大地湾二期和四期的白色块状颜料进行了化学组成?物相组成和热性能分析，认为成分选择的连续性反映了彩陶制作技术的连贯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鲁晓珂等对陶寺?两城镇等多地的白陶进行了锶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认为两城镇的原料采用附近的海滨沉积岩，其他遗址的原料采用了陆源沉积岩；陶寺可能与河南的原料来源接近，二里头遗址白陶至少有两处来源:一处与瓦店的接近，另一处与南洼的接近(《华夏考古》第6期)。陆青玉等分析了山东丁公等遗址的龙山文化白陶的岩相和成分，认为鲁北地区白陶生产并未出现原料垄断，权贵阶层对此的控制并不严格；桐林向西经前埠?史家到丁公遗址一线，存在着部分白陶的流通现象(《考古》第10期)。崔天兴等检测了淅川沟湾遗址的彩陶和周边土样，认为汉水中游地区史前彩陶文化的传播为工艺?技术等文化模式而非实物交换模式(《中原文物》第4期)。贺娅辉分析了黄瓜山文化的彩陶和施衣陶图像和成分，认为与福建内陆和台湾地区同时代文化具有相似性，存在一个跨越内陆和台湾海峡的互动圈(《南方文物》第6期)。 苏荣誉通过分析石峁铜刀和环首刀石范，认为具有本土传统，年代和中原商代器相近，是否存在铸铜活动乃至铜工业还不明确；由于中原均为块范法铸造，石峁对中原的影响证据并不充分(《中原文物》第1期)。江旭东等对屈家岭遗址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早期的矿石进行了检测，部分为经过焙烧的产物，是否与冶炼活动直接相关还并不清楚(《江汉考古》第3期)。 (六)生业研究 1.生业综论 美国新考古学先驱弗兰纳利在墨西哥奎拉那魁兹洞穴遗址的发掘而形成的著作成果，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是第一次将系统论应用于一个具体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并对农业起源的动因进行了检验和阐释(《奎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靖等分析了全国400余处遗址的动植物遗存，概括了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生业内涵及特征，探讨了中国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生业状况及生业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郭静云等对旧?新石器的生业资料重新分析，认为农业是人类改变生态的副产品之一，不宜以农业为指标探讨新石器革命的含意；人类从狩猎到渔业因而定居，因定居而到食用谷类，再生产食物，提出将新石器革命称为“蓝色革命”(《中国农史》第4期)。邓振华认为粟黍农业在北方完成驯化后，有三条南传路径:由甘肃向西南传播至四川盆地，由山东向东南传播至福建?台湾等地，由南阳盆地传播至两湖地带(《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14日)。 区域文化的生业讨论多集中于动植物。李涛梳理了俄罗斯远东滨海的炭化植物遗存，认为粟?黍是该地旱作主要种类，最早的农业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东北是非常可能的来源地(《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吕鹏等对黄河上游的生业方式及转化按阶段分析，认为尽管其生业主线比较统一，但方式及转化却非常复杂(《南方文物》第1期)。赵志军基于华县东阳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了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变化:仰韶早期处在农业起源的过渡阶段，以种植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日渐增强；仰韶中期完成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进入以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华夏考古》第5期)。陈亭亭等分析了甘肃中东部7处遗址材料，发现齐家文化早期甘青东?西部作物均以粟为主，晚期在小麦?大麦传入甘青后，西部转变为以粟黍农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而东部仍以粟黍为主，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反应程度不同(《第四纪研究》第1期)。蒋宇超等通过对山西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调查采样和周家庄遗址的系统采样分析，认为山西高原龙山文化时期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重相对更高，但水稻比重明显低于临汾—运城盆地(《第四纪研究》第1期)。吴文婉认为后李文化仍以狩猎采集为主，动植物驯化为辅，低水平的食物生产是后李文化自给自足经济的主要特征(《考古》第8期)。唐丽雅等还分析了江汉地区9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的植物遗存，将该区划为南部稻作农业区和北部稻旱混作农业区，文化传播和传统在一定条件上影响到大格局内部的农业经济特点(《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潘艳等梳理了长江下游的生业经济，认为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多元性与本地性，二是湿地生态始终是资源开发最主要的背景(《南方文物》第1期)。李珍分析了北部湾沿海新石器时代贝丘和沙丘遗址的生业，是利用海洋资源的混生渔捞狩猎采集经济，海洋性文化特征鲜明(《南方文物》第3期)。 徐紫瑾等从废弃过程角度分析上山文化储藏坑的行为意义，认为上山文化居址形态呈现出周期性迁居?非稳定性定居的特征，虽然已有农业生产，但仍保留着较高的流动性，农业形态比较原始(《南方文物》第4期)。张俭通过对东南地区石镞的多视角分析，分出“狩猎”“渔捞”“战争”三种功用，推测有三种生业模式:沿海贝丘的渔捞?狩猎模式；内陆山地的狩猎?采集模式；河谷的原始农业模式(《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陈国鹏等通过对民族志中橡子利用资料的梳理，结合考古遗存，基本确定了浙江新石器时代橡子的利用模式是用作食物或饲料，复原了橡子加工的操作链。橡子的加工利用还与社会流动性的降低有关，甚至促成人群定居(《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 2.植物遗存分析 大植物遗存的分析工作较多，植硅体?淀粉粒分析也日益受到重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工作较突出。 夏秀敏等对华县东阳遗址仰韶早中期的植硅体和植物分析显示，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同时，水稻至少在距今5800年时已传入关中(《人类学学报》第1期)。刘洋等对陕西富县畔上遗址的分析认为，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开始了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并主要利用黍类作物(《考古与文物》第1期)。陈思源等分析了旬邑枣林河滩遗址，农作物仅见粟?黍，黍的比重相对较高(《南方文物》第1期)。李炅娥等通过对伊洛地区系统调查的57处遗址材料分析后，显示最迟在仰韶时代开始，粟黍得到了最广泛种植，水稻和小麦仅在少数遗址发现，比重较小(《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钟华等认为洛阳王圪遗址龙山晚期存在着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旱作为主，大豆也是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农业考古》第1期)。唐丽雅等梳理了环嵩山地区龙山?新砦时期的农作物遗存，认为是以粟?黍为主并至少还包括水稻和大豆，但小麦证据十分薄弱(《华夏考古》第3期)。王灿等对郑州地区13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植硅体分析，揭示出该地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中晚期均属于以黍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模式，得益于全新世适宜期暖湿气候下的稻作北传；裴李岗时期农业模式受地形和水文因素影响，但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打破了自然条件限制(《第四纪研究》第1期)。 在黄河下游，陈松涛等对烟台午台遗址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遗存植物分析认为以粟黍为主，可能存在小规模稻作农业(《江汉考古》第1期)。郭荣臻等对菏泽十里铺北遗址的浮选分析，发现大汶口晚期农作物种类仅见粟和黍，龙山文化则呈现出多种农作物并存的现象(《中国农史》第5期)。张飞等认为章丘黄桑院遗址龙山文化的农作物仅见粟?黍，粟的比重更为重要(《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宇田津澈朗等对栖霞杨家圈遗址北侧的低平地段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在大汶口晚期和龙山文化地层中，发现密度较大的水稻植硅体和芦苇等喜水植物伴出，推定这片扇形低地可能是水稻田和河道的交错分布地带(《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淮河流域的工作成果不多，赵珍珍等认为淮阳平粮台龙山时期呈现出稻旱混合的农业经济模式，发现的2粒小麦无测年数据，其年代不详(《中国农史》第4期)。程至杰等对临泉宫庄遗址分析显示，稻作农业从大汶口早中期稳定延续到龙山时代，综合淮河中游其他证据和该遗址粟?黍的缺失，认为大汶口早中期该地区可能没有形成稻粟兼作农业模式(《农业考古》第3期)。 长江中游地区，姚凌认为荆门屈家岭遗址距今约5800年起形成了稻作农业占主体的生业模式。距今5600~5300年粟作农业开始出现，但比重始终很小(《江汉考古》第6期)。田洁等认为房县计家湾是典型的稻旱混作农业，随着屈家岭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水稻一度成为次于粟的农作物(《南方文物》第5期)。唐丽雅等认为鄂西南山地的穆林头遗址除了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之外，还包括一些果品类植物遗存，属于山地生业模式(《南方文物》第5期)。 长江下游的皖东南地区植物考古以往相对空白。邓振华对马鞍山姑溪河流域3处遗址的植物浮选，发现该地区自马家浜至崧泽?良渚时期的作物结构均以水稻为主，立新遗址的粟未确定是否为崧泽早期，如若确认则是目前邻近地区最早出现粟的遗址，对探索粟的南传具有重要价值(《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郑晓蕖等对宁波鱼山遗址开展了植物浮选，证实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生业模式从以采集狩猎为主逐渐转变为依赖农业，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也由野生植物逐渐转向以水稻为主(《农业考古》第6期)。戴锦奇等对闽侯县白头山遗址进行植硅体分析，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闽江下游已种植水稻，旱作农业在距今4700年左右传播至闽江下游，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格局。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第四纪研究》第1期)。夏秀敏等综合广州茶岭遗址植硅体等证据，认为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茶岭先民已有粳稻为主的栽培稻，呈现出水稻种植和狩猎采集结合的多样化经济模式(《第四纪研究》第1期)。 淀粉粒分析开展不多。陈涛系统梳理了国内已开展的石磨盘?石磨棒微痕分析和淀粉粒分析研究案例，认为中国史前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是多功能石器，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包括野生类)?坚果和块根块茎类植物(《农业考古》第6期)。刘莉等对偃师灰嘴的带流陶壶进行了淀粉粒及植硅体分析，认为是用于过滤米酒，很可能是对发芽的黍和稻谷进行糖化，壶外底烟痕应是温酒所致，这类器形的突然出现可能受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影响，反映了一种新的饮酒方式和距今5000年前后跨地区文化交往加剧?社会等级化发展的情况(《中原文物》第6期)。孙青丽等对凌家滩的刻槽盆进行了淀粉粒分析，认为其主要用于研磨?杵捣和烹煮野生植物(薏苡?禾本科?小麦族等)，刻槽盆功能在不同时期无明显变化(《人类学学报》第1期)。 3.动物遗存分析 邓惠等从家鸡骨骼形态入手，建立了一套出土家鸡的骨骼形态鉴定标准，并认为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中国是最早的家鸡起源地(《考古》第7期)。菊地大树等通过梳理中国近年马骨出土状况，推测新石器时代应没有出现人为介入马匹育种的现象，真正意义的家马利用商代晚期才开始(《南方文物》第1期)。王晓敏等系统介绍了阳原于家沟动物骨骼及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学的分析过程，认为其复杂猎食行为是晚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时期人类对动物资源强化利用的表现，各类工具和技术都得到了磨练和改进，动物的初级管理和生产可能已经开始萌芽(《于家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姜富胜等通过模拟实验，分析了山东丁公遗址蚌制品，认为取料加工是以石器打制为主，存在片切割与打击相结合，而三角帆蚌和椭圆背角无齿蚌极可能是原料的主要来源(《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宋艳波研究了江苏西溪?圩墩和浙江马家浜遗址动物遗存，认为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各遗址的脊椎动物构成无明显变化，但软体动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渐多，家畜种类仅为狗和猪，肉食资源主要来自鹿类和鱼类(《东南文化》第5期)。陈曦等系统研究了广西崇左5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脊椎动物遗存，反映出热带季节性雨林景观，生业以渔猎为主，猎取动物的种类广泛，但鹿类占有重要地位；洞穴遗址和台地遗址的动物组成差别明显，可能为遗址间的社会分工所致(《南方文物》第2期)。余翀等发现距今12000年以来岭南所有出土动物骨骼的遗址中都有相当的野猪遗存，距今6000年左右广西革新桥发现少量家猪，距今4400年左右家猪饲养业已有一定规模(《南方文物》第4期)。 4.同位素分析 侯亮亮总结分析了中国已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猪?狗的C?N稳定同位素数据，发现部分时空框架内先民与猪?狗的稳定同位素特征相似，证实了家猪和家犬可作为重建生业经济的替代性指标，可以大致反映先民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第2期)。陈相龙等对洛阳中沟遗址仰韶晚期和王圪遗址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人骨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认为两地虽均以粟?黍等C4类食物为主，但后者水稻比重有所增加，显示出本地与南方稻作文化的密切交流；两地墓葬人群的肉食比重明显高于灰坑人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仰韶中期以来中原地区社会分层的现象(《第四纪研究》第1期)。戴玲玲等对河南下王岗遗址的猪骨(牙)进行了牙齿形态和食物结构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猪以野外放养为主，而龙山时期变成圈养，其中部分可能为反野的家猪，突破了以往“非家即野”的认识(《江汉考古》第6期)。管理等通过对宜兴骆驼墩遗址猪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形态学鉴定，认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该遗址马家浜文化早期存在家猪驯养行为(《南方文物》第1期)。赵春燕等对凌家滩和韦岗遗址的动物遗骸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推测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狗和鹿是当地动物，而韦岗遗址出土的猪也可能为本地出生(《南方文物》第2期)。 (七)人骨和古DNA Jenna M.Dittmar等对临潭磨沟遗址齐家文化的一成年男性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观察，其颅骨处有愈合程度较高的开颅术痕迹，穿孔切口特征显示由刮削法完成，开颅原因可能与巫术仪式有关(《人类学学报》第3期)。韩涛等梳理了宁夏新石器时代人骨材料，认为打石沟组?菜园组和沙塘组虽都可归入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但打石沟组更接近“古中原类型”，菜园组和沙塘组则更接近“古西北类型”，至少存在两种不同体质类型的群体(《文博》第4期)。崔银秋等对瓦店龙山时期的人骨进行了古DNA提取，认为与现代汉族遗传距离最近，显示出中原已形成了现代汉族遗传结构的早期框架，外来基因对汉族遗传结构未造成根本改变(《华夏考古》第6期)。赵永生等结合大汶口文化独特的枕骨变形和人工拔牙等特征，对郑州西山?淅川沟湾?房县七里河?枣阳雕龙碑的人骨进行了多视角分析，推测四处遗址应有从海岱迁徙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居民(《东南文化》第5期)。 蔡大伟等对德隆沙塘北塬遗址齐家文化早期的马骨进行了古DNA提取，发现了起源于欧洲的C1亚组谱系，支持甘青地区是外域家马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的认识，并由此经过驯化传入中原；还发现了一种源西南西伯利亚的新型野马Equus ovodovi，纠正了中国野马全部是普氏野马的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八)环境和人地关系 陈强强等运用考古学关联建模方法推算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人口规模至少为50.61万人，耕地约102.22万公顷，垦殖率约为1.99%。遗址周围3000米范围内是单个聚落耕地的主要分布区，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3.43%(《地理研究》第12期)。刘威定量分析了澧县城头山遗址的房址及柱洞，结合环境考古成果认为柱洞随时代的发展直径长短不同，有可能反映了人口的持续增加或急剧减少(《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 何驽分析了陶寺遗址水资源利用和控制问题，认为汾河的支流南河与自然河流宋村沟为普通居址和手工业区提供生产水源，并将地表水引入宫城，形成自然池苑景观，宫城内饮水可能更依赖井水。陶寺中期宫城的排水渠系统以及中晚期的导洪沟槽是主要的水控制体系，而早期的“凌阴”储冰是一种特殊利用方式(《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期)。徐峰对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水资源管理范式进行了思考，认为厚实的经济基础和充足的劳动力为良渚人营建大型工程积累了社会实力成本，也展示了社会复杂化程度。对水资源的投资和管理刺激了大范围的共同体的合作，很可能也曾引发冲突(《中原文化研究》第5期)。 冷程程等利用洪河遗址剖面重建了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环境信息，在距今7024~3820年，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典型的昂昂溪“渔猎文化”，而距今4000年左右逐渐变冷干，昂昂溪文化由于生业经济的特殊性而逐渐衰落(《第四纪研究》第1期)。陈莹璐等重建了民和县二方村古环境，发现在全新世大暖期背景下，官亭盆地发育了肥沃疏松的黑垆土类古土壤，但后期气候和地质灾害不仅毁灭了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也导致土地资源的严重退化(《地质学报》第11期)。张海运用系统思维和多尺度分析方法探讨了漯河地区中全新世的古环境与人地关系，发现气候波动导致以河流泛滥和湿地消亡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先民倾向于近水居住，并采用筑高而居以应对水文变化。龙山时期环境趋于稳定，先民从黄土岗地边缘大规模扩散至冲积平原(《华夏考古》第4期)。袁广阔认为伊川盆地仰韶?龙山时期遗址的分布多数集中于伊河干流和支流两岸台地上，但比较分散，龙山时期明显选择了高于仰韶时期的地方居住(《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胡飞认为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温凉偏湿?温暖湿润?更加温暖湿润以及逐渐趋于温和偏干，直至洪涝频发的演变过程，且与顺山集文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时代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南方文物》第1期)。 高蒙河等通过分析遗址分布边缘线和空白区，发现上海的岗身以西距今6000~4000年间，人类活动空间向东扩展了约20千米，并形成了数条“东缘线”，并产生了较大规模的聚落形态(《历史地理研究》第2期)。唐亮等重建了姚江—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以来的人地关系，在距今6300?4500年有两次区域性海侵事件，并与多个遗址的文化间歇层对应。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数量少，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而晚期显著增加且向平原地带扩散；良渚文化晚期遗址数量大幅减少，显示海平面上升及环境持续恶化制约古人类活动强度(《第四纪研究》第5期)。 (九)社会组织与族属 陈畅认为结构主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构古代人群社会组织和认知方面的研究路径，赤峰大南沟墓地显示有三类人同时存在于墓地的整个阶段，彩陶和刻画纹样是整个墓地的性别象征符号，墓地人群的亲属组织为母系继嗣群体(《北方文物》第4期)；临潼姜寨遗址显示其人群内部借用自然分类体现文化分类，在居址布局的规划和安排中，不断强化社会分层的合理性(《江汉考古》第1期)。富宝财认为以辽西为重点的北亚西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从氏族发展到部族社会，居住单位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东北亚研究论丛》第11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韩建业通过文化谱系和古史传说的对应，认为老虎山文化南下与“稷放丹朱”相对应，石峁类型当属和后稷族系同源的文化；石峁类型末期的陶寺晚期文化因素，可能属周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之“戎狄”文化；结合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庙底沟类型(黄帝部族)，石峁人群当属黄帝后裔北狄先民(《文物春秋》第4期)。张溯等结合古史传说和文献认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主要是颛顼族及其后裔的文化，石家河晚期的衰弱和文化变迁，是北迁中原和文化重心转移的结果(《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靳松安等认为豫西南鄂西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或是华夏与苗蛮两大集团关系并非和平的直接体现(《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十)礼乐和精神文化 王青认为早期中国装饰神灵形象的组合式玉器中，约有四类玉器(权杖斧钺?王者羽冠?鸷鹰崇拜和图腾柱崇拜)是采用象形和转喻的思维模式创作，基本是沿着从良渚到大汶口?龙山文化，再到中原夏商周王朝的逻辑向前演进，使得早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质(《中原文物》第3期)。袁广阔等认为中原新石器时代的玉礼器大都是异地传播的结果，且时段不同器物来源不同。不断引进玉礼器使中原的礼制不断整合和完善，最终形成二里头文化比较完备的玉礼制度(《中原文物》第2期)。 吕宇斐等对石峁外城东门和祭祀坑进行了天文学考察，认为它们明确朝向了夏至日出方位角，证明石峁巫觋已完全掌握了立竿测影的系统测量方法及建立营建都城?宗庙和宫殿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方法(《考古与文物》第1期)。孙周勇认为石峁皇城台骨制口簧是通过绳子拉振实现簧舌振动发声，是世界口弦类乐器的祖先(《光明日报》10月9日第9版)。张蕾认为陶寺早期大墓中的音乐文物可能有固定的鼓磬组合，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初现(《中原文物》第3期)。 (十一)理论与方法 郭伟民认为学科边界和认知边界均是考古学研究的边界，考古学需要坚持自身学科特色?秉持开放态度，坚持大视野?精细化?多学科(《中国文物报》7月5日第6版)。陈胜前讨论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变迁，认为新石器——原史考古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比较成熟，对建构系统的时空框架作用巨大，但对旧石器——古人类考古?古典——历史考古产生了约束，且制约了范式变迁；范式变迁中存在着一些外在但关键的约束，限制了考古学理论的扩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他还探讨了史前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模式，狩猎大动物的真相，战争?权力在文明演化中的角色和影响等问题(《人之追问: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裴安平以考古发现为依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五大历史问题，并将史前有关历史问题置于血缘组织与聚落群聚形态的视角上进行考察(《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关于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论已经广为学界所认知，其原著首次由龚辛等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全面考察了人类社会中典型复杂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影响因素，是对人类社会演化研究的重要推进(《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对瑞典学者蒙特留斯的类型学代表作《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译)也进行了重版(《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在方法方面，方辉回顾了中国区域系统调查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史，认为由最初关注实践层面的遗址界定?陶片二次搬运可能带来的面积误判等问题，逐渐转向阐释层面上遗址的性质与功能定位等，在拓展学科国际化的同时，要考虑如何发挥历史地理和方志文献丰富的本土优势(《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13日)。马萧林认为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呈现出不同的保存状况和埋藏特征，与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遗存的叠加影响有密切关系，提出新石器时代至三代的调查要关注区域聚落形态或单个聚落形态，而后段则注重于墓葬的空间布局(《中国文物报》12月17日第3版)。 对于古史时代的研究，孙庆伟认为可疑之而不可尽否之，研究者应有史学上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爱”(《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韩建业认为“谱系法”(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和“变迁法”(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是研究古史传说的两个重要途径(《遗产》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十二)学术史 李新伟回顾了新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1949~1979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重在建立时空框架，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较多；1980~1999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的“黄金时代”，红山?良渚和陶寺文化刷新学界认知，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共同促成了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2000年以来重要发现频出，多学科助力，在新旧石器过渡?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蓬勃展开，初步具备了国际视野(《中国文物报》9月6日第5版)。 吕鹏等回顾了新中国动物考古学的七十年历程:1949年~20世纪70年代是开始期，侧重于定性研究；20世纪80~90年代是形成期，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研究实践广泛开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发展期，学科体系逐步完善，涵盖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内的跨学科合作促进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国文物报》12月6日第5版)。 张婷系统回顾了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定名问题的探索历程，从学术史上理解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的价值，回顾了命名问题的历程及意义(《华夏考古》第3期)。李贝等立足于安特生在甘青地区的考古实践，认为其研究成果异彩纷呈的表象背后，凸显了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价值和地位(《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黄尚明以李济生平为线索，对其所处的时代?人际关系?生平活动和贡献进行了总结(《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新斌等以时间和重大事件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从1921年河南考古的发端至今的发展脉络，勾勒出一幅河南考古的全貌图(《河南考古史》，大象出版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面梳理了本单位自1979年成立以来的考古工作和学术成果(《浙江考古1979~2019》，文物出版社)。 (十三)英文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15种英文刊物发表了50篇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关的文章。期刊主要包括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9篇)?Quaternary International(9篇)?Antiquity(7篇)?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3篇)?The Holocene(3篇)等。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包括13位外国学者(含旅居的中国人)。研究方向包括生业经济(23篇)?环境和人地关系(13篇)?器物(7篇)?综论与聚落(5篇)?语言和古DNA(2篇)。 与中文刊物相近，生业?环境与人地关系依然是发表的重点，但中国学者倾向于新材料公布，且材料重要性明显高于中文刊物所刊；外国学者侧重于多学科和跨区域认识，统计学和方法论占优。传统研究内容发表有限，作为国内热点的文明起源研究也十分少见，显示出中西方的考古学范式仍有差异。 1.综论与聚落 Zhang Chi(张弛)等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发展进行了宏观考察，认为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等传统文化核心区在新石器晚期均发生衰落，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顺势崛起。西北冶金技术与海岱制陶技术和宴飨仪式的结合成为中原社会政治网络的重要组成，玉器的强化利用限制了将青铜作为武器和装饰品的趋势，也使中原逐渐形成了欧亚大陆特有的青铜文明(Antiquity，369)。 Liu Li(刘莉)等在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上，分析了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变化和社会发展趋势。裴李岗文化晚期出现最早的小型定居村落，部分地区可能形成了两级聚落等级；仰韶中晚期聚落数量和面积显著增长，两级聚落等级普遍形成；龙山文化早期聚落急剧减少，但晚期又显著增长，并首次出现了三级聚落系统，社会复杂化明显加剧(Quaternary International，521)。Yu Shi-Yong(于世勇)等基于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之间的解析关系建立了一个分析经济不平等的方法论框架，通过对大汶口和良渚遗址的案例分析，认为墓葬面积是个人或家庭财富的可靠代表[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11(9)]。Dong Yu(董豫)等对梁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的多视角分析认为，年长的成年女性具有特殊的丧葬待遇以及稀有食物消费，墓葬面积和遗物数量并不是衡量社会身份的唯一方式(Antiquity，368)。 2.生业经济 以往倾向于关注农业社会中的农作物，较少关注狩猎—采集环境中的植物利用。Dorian Q.Fuller等系统梳理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果树遗存(桃?杏?枣)，认为中国的果树驯化可追溯到距今6000~4500年，处于农作物驯化完成和城市社会兴起之间。多年生植物的种植是一种新理念，使人类从谷物的短期回报转移到果树的长期投资中，且与其他手工业一道成为城市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28(3)]。Deng Zhen-Hua(邓振华)等分析了距今9000~7000年的广西灰窑田?隆安鲤鱼坡和塘底冲三处贝丘遗址和距今4500~4200年大石铲文化时期的谷红岭遗址材料，显示出以橄榄为代表的坚果资源在岭南有长时间利用，而凹石的普遍发现也佐证了此结论。但橄榄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极低，水生软体动物及其他陆生动物仍可能是更重要的食物来源(Antiquity，372)。 黄河流域的粟黍?水稻与小麦一直是植物考古的重要问题。Wang Jia-Jing(王佳静)等对秦安大地湾一期的罐形鼎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发现了粟?黍?橡子和生姜等，其中生姜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发现。多种植物资源的发现支持了早期农业首先出现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的假设(Quaternary International，529)。Song Ji-Xiang(宋吉香)等对山西涑水河流域仰韶文化至商代晚期的25个遗址开展了分析，发现粟作农业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种类，水稻和小麦显然是次要组成；作物加工模式从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多样化，部分遗址在收获时有大规模加工，而另一些则集中在家庭层面，可能反映出家庭之间劳动力和经济的差距[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11(2)]。Wang Can(王灿)等对郑州10处仰韶文化遗存的植硅体分析，发现粟?黍和水稻共存，但粟?黍占主导地位。与裴李岗文化相比，水稻种植不再局限于冲积平原，小型遗址中出现混合农业，显示农业已成为中原普遍的谋生方式[The Holocene，29(1)]。Luo Wu-Hong(罗武宏)等对蚌埠双墩遗址土壤样品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在距今7300~6800年前已经稻?黍共存，粳稻是双墩的优势作物，并处于驯化的中期阶段，将黍在淮河中游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00年(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102)。Qiu Zhen-Wei(邱振威)等对钱塘江上游荷花山遗址土壤剖面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自早全新世以来水稻扇型植硅体的数量增多?尺寸变大?鱼鳞状纹饰递增，显示出水稻驯化的持续发展；而生土层中水稻扇型和双峰型植硅体的发现，证明了野生稻的存在，进而推断该地区可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摇篮[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11(4)]。 José M.Cobo等利用东亚和东南亚20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驯化水稻数据，估计了水稻在该地区传播速度每年0.75~0.92公里，明显高于考古学文化的影响速度，显示出该地区水稻传播主要是由农业人群的扩散导致(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101)。 Song Yan-Bo(宋艳波)等对沂源扁扁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系统分析，鹿?猪等中型哺乳动物是肉食资源的主要种类；动物骨骼部位缺失普遍较严重，显示出非本地宰杀利用的特征，指向扁扁洞可能非长期居住地(Quaternary International，521)。Wu Xiao-Tong(吴晓桐)等对山西清凉寺?山东尹家城和丁公遗址的鳄鱼骨板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发现均为土生土长，意味着4000年前扬子鳄的分布已北至黄河流域，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夏商时期可能将扬子鳄视为“龙”[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11(3)]。 3.环境与人地关系 Wu Qing-Long(吴庆龙)曾于2016年推测黄河上游的堰塞湖与夏朝有关联，但Zhang Yu-Zhu(张玉柱)等通过对黄河上游循化盆地和积石峡的岩相学?沉积学和年代学分析，认为积石峡存在两个独立的滑坡堰塞湖，是逐渐消失而非“暴洪”现象，其消退时间也较夏朝的建立早了至少1600年，因此这次地貌事件与夏朝的建立无关(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18)。Cui Jian-Xin(崔建新)等探讨了关中?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变迁的潜在气候和环境因素，认为全新世晚期气候的干冷化过渡在不同地区是不同步的，存在从北到南的年代差，而内蒙古中南部史前人群在距今4500年的南移与北端气候的干冷过渡相吻合(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20)。Zhang Jun-Na(张俊娜)等研究了伊洛流域的地貌演变，发现距今9200~7000年前大部分地区是与湖泊和湿地有关的泛滥平原，随着河流冲刷河道，于7000年前形成平坦的一级阶地，距今4000~3800年前频繁的大洪水淹没了一级阶地，并导致洛河向南改道，为二里头的兴起创造了理想的地貌条件(Quaternary International，531)。 4.器物与技术 Yue Jian-Ping(岳健平)等对伊春桦阳和桃山遗址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石制品研究，揭示出石器工业在新石器化历程中的重要转变，主要表现在石料资源?打制技术?工具类型的多样化发展，这种技术演化在俄罗斯远东和日本北海道同样存在，并显示出与古气候?环境变化的相关性(Antiquity，371)。 Anke Hein等对安特生1924年在马家窑和齐家坪等遗址发掘的陶器(收藏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进行了岩相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分析，认为尽管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在陶器类型上有明显差异，但对于陶土和掺合料的选择标准却具有连续性，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工艺传统(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23)。Andrew Womack等对洮河流域马家窑和齐家文化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也呈现出相同的结论(Antiquity，371)。Ilaria Patania等对道县玉蟾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进行了显微形态和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大部分沉积物是人为反复燃烧所造成的，其中陶土与火的组合主要用来煮动物骨骼和提取骨髓?骨脂，推测玉蟾岩早期陶器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Geoarchaeology，35)。Li Wei-Ya(李为亚)等对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进行了微痕和模拟实验，认为加工采用的是干磨而不是湿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23)。 5.语言和古DNA Li Yu-Chun(李玉春)等分析了大量现代藏族人群的高分辨率mtDNA数据，结合不同海拔地区作物遗存的14Ｃ测年和人骨碳同位素值数据，证实了藏族人群中存在大量源自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组分，还表明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低海拔区长期定居后，采用了耐寒的大麦农业并向高海拔迁徙，最终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粟黍农业人群遗传组分进一步促进了现代藏族人群与其他东亚人群的遗传分化，表明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输入对现代藏族人群基因库产生了重要贡献[National Science Review，6(5)]。 长久以来，有关汉藏语系语言起源的时间及地点一直都存在争议。Zhang Meng-Han(张梦翰)等通过系统发生学方法，结合系统的地理分析，重构了汉藏语系下各个分支的亲缘关系，推算出汉藏语系起源于距今5900年的中国黄河上游地区，并且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出现有关，符合语言随农业扩散的观点[Nature，569(7754)]。Laurent Sagart等采用同样的方法，但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数据库，更多考虑了与驯化物种相关的词语，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7200年前的中国北方地区，且与磁山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早期相关[PNAS，116(21)]。 （作者：吴卫红 常经宇） （来源：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