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玉201，古蜀国玉器
chanong
|摘要：古蜀文化的两个中心地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了数千件温润细腻、制作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统称为古蜀玉器。对玉石材料的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古蜀玉以透辉石玉为主，并含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等，材质品种丰富、选择多样。显示。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部龙门山玉石产地分布的初步研究，以及对中国其他地区玉石标本的观察和比较，我们发现古蜀玉石大部分是由与文化玉料截然不同的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玉料大多就地取材，必须就地制造。
古蜀文化的两个核心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了数千件温润细腻、工艺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制品的发现，对于研究古蜀国宗教祭祀的意义、古蜀国的玉器工艺以及中国玉文化的发展谱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浩瀚的古蜀玉石产品群[1]中的玉石材质是什么？它具有哪些材质特性？而这些玉石材质从何而来？这一系列问题是古蜀玉研究必须深入认识和探讨的重要问题。因此，对古蜀文化出土玉料的检测分析和玉石矿物来源的调查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认识和探索蜀玉的探索一直在持续。
对出土玉器和材料的分析和理解
目前，检测鉴定古玉材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我们采用传统的目视检查方法，即观察玉石材质的物理特性，如质地、颜色、光泽、透明度等。肉眼。该方法主要基于评估者的经验，简单易行，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古玉表面经过打磨，在埋藏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二次变化，因此在出土时可能完全无法辨认，这使得全面了解玉石的矿物结构和成分变得困难。确切地知道。决定了。二是设备测试。即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玉石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成分进行观察和测试，并根据测试数据确定玉石的矿物成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质学家将偏光显微镜、化学分析、光谱分析、油浸法、射线照相分析等科学仪器和技术鉴定方法引入古玉鉴定领域。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利用室温红外吸收光谱、扫描电镜、拉曼光谱等鉴定方法对玉石进行检测和科学分析。室温红外吸收光谱利用分子的振动模式和频率特性，具有矿物分辨率高、剂量低的特点。标准样品量为1mg，通过计算铁、镁的占有率，可以鉴定透闪石。扫描电子显微镜通常只需要几个粉末颗粒来制备样品并观察其结构，只要粉末颗粒明显大于微观结构的基本单元即可。上述两种方法的优点是所需的样品量很少，如果从出土玉石的原始划痕或不显眼的位置仔细取样，就可以以近乎无损的方式进行分析。拉曼光谱仪可以对玉石进行无损分析并确定物体的材质[2]。
（一）三星堆玉制品玉质检验与分析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第一块玉锭是1929年在广汉严家院的玉坑中出土的。据说当时出土了300至400件玉器。[3]随后，三星堆遗址又出土了零星玉器[4]。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玉器600余件[5]。 1997年底，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地又出土玉器61件。 [6]此外，三星堆遗址内外还收集和发现了10余件玉器[7]。 2020年至2021年，三星堆进行了新的考古发掘，在原1号、2号祭祀坑周围新发现了6个坑状沉积物。尽管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但现存玉器的数量正在减少。已经发现不少了。据此统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总数应达数千件。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制作精良、体型庞大、极具地域特色，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古蜀玉器技艺的繁盛和发展。
三星堆玉制品的玉料鉴定与分析主要包括：
1、1995年，刘兴元、吴升阳、王德胜等人对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298件玉器进行目视分类观察，并对19件玉器标本进行显微观察和薄片鉴定。此次仅鉴定了三件玉器，其中一件玉凿鉴定为阳起石绢云母角斜长斑岩，一件玉凿鉴定为阳起石透闪石，一件玉凿鉴定为阳起石蛇纹石。另外两把“石斧”被确认为阳起石透闪石，一把“石斧”是大理石（汉白玉）[8]，而这三件石器实际上应该归为玉石[9]。
2、苏永江对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10块玉片进行了薄片显微光度鉴定、显微照相、化学分析、硬度测定、密度测定等。分析的结果是，所分析的10个样品均由以透闪石为主要成分的矿物成分组成，并且透闪石具有细小的纤维粒状结构，即软玉结构。还建议从矿物学角度将分析样品命名为角闪石玉或透闪石玉，从宝石学角度将其命名为软玉[10]。鉴定报告还将上述数据与殷墟“福考墓”出土的玉石成分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两者非常相似。据认为，首富墓中的一些玉器是由新疆和田玉制成的，因此三星堆的玉器有类似的可能性。 [11]
3、2004年11月，陈启贤利用近红外矿物快速测量系统扫描法，对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0件玉器进行了矿物物相检测。这次检查包括四件玉器。红外光谱测试图及鉴定名称仍沿袭刘兴源等1995年的结论，未增加新的信息[12]。
4、2020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故宫豫文化研究院、故宫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联合发掘出土早期遗址134件。三星堆。检验斑点玉石产品的主要方法是使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便携式红外光谱仪、便携式能谱仪、三维超景深显微镜。就是看它是什么样子。玉石产品包括透闪石弹性体、部分蛇纹石玉、石英和长石。[13]
5、2021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博物馆学院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进行了科学技术测试。此次检查主要使用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和手持式拉曼光谱仪对三星堆博物馆藏品364件玉器进行检测分析。据鉴定，三星堆玉器玉料主要为角闪石玉（“软玉”），其他玉料还有蛇纹石玉、玛瑙、大理石、石英岩等。材料的组合和配比符合四川角闪石玉的成矿原理，满足原料“就地采购”的条件。在主要容器形状中，玉蚤的玉质明显优于玉张和玉戈，这表明玉料的选择与容器形状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检测分析还表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玉器材质和形状多样性均低于二号坑[14]。
从以上鉴定结果来看，三星堆出土玉器的数量和范围日益增多，分析手段也日益增多，但对于数据检测和分析来说仍然不足，我是这么理解的。金树村遗址和金树村出土的玉器，以及从遗址其他地点收集的玉器。
（二）金沙玉制品玉质检测与分析
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终结后的十二桥文化中心遗址。目前，遗址中已出土玉器3000余件，其体量之大、品种之多、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性，再次证明了古蜀玉器制造业的发展与繁荣。金沙玉主要产于御园遗址的东北部，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该地区文化层厚重而持久，出土文物最为丰富。该遗址是玉石出土数量最多、玉石品种最丰富、品质最高的玉石出土地。 2001年初，机挖壕沟被发现时，考古发掘中共收集并移出玉器558件[15]，出土玉器1460件。金沙遗址内其他发掘地点仅出土玉器70件，数量极少，类型十分简单，器形较小，制作较为粗糙。 [16]
自2001年发现金沙遗址以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国内外各科研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对祭祀区出土的部分玉器材质进行了多次研究。发现和分析的主要任务包括：
1、2001年至2003年，我们与成都理工大学团队合作，对金沙遗址出土的600多件玉器采用碎片油浸法进行了光学晶体鉴定，同时证实了其准确性。为了分析油浸鉴定结果，解决个别油浸鉴定问题，选取了50余个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进一步的微观形貌和能谱元素分析，并对少数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了分析。玉。 X射线衍射晶相分析研究。据鉴别分析，金沙玉的主要材质有20多种，在检测的样品中，由透闪石和软玉集合体组成的软玉类材质占80.58%，其中以透闪石玉最为常见，初步证实。金沙玉的典型材质[17]（图1）。
2、200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合作，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193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共有玉器工艺品154件。初步鉴定结果表明，其中122颗为透闪石软玉和阳起石软玉，其余为大理石、绿松石、绿泥石、滑石等[18]。
3、2007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检验中心（现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检验院）合作，利用X射线粉末晶体衍射仪和红外光谱仪对5个考古遗址进行了分析.我分析了一下。对剩余的玉料以及收集到的和田玉料、岫岩玉料、四川龙西玉料、彭州龙门山玉料进行了分析。经鉴定，剩余五块玉石均为透闪石玉。所采集的现代和田玉标本由硅石组成，岫岩玉的材质由硅石组成，龙溪玉的材质由硅石和滑石组成，岫岩玉的材质由硅石和滑石组成，玉由蛇纹石、方解石和白云石组成[19]。
4、2007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理工大学向方等人合作，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对祭祀区汶川龙溪玉出土的透闪石软玉进行了调查金砂。分析了五个。测定了野外和现代于阗采集的蓝宝石材料的稀土元素性质。根据结果显示，金沙出土的软玉材质相同，不仅宏观上不透明，而且材质疏松多孔，表面硬度很低，内部多呈白色、灰色、彩色系列。其它特征、微观特征也表现为鳞片状滑石和柱状或细粒透闪石的集合体，稀土的分布规律和特征相似。铈和铕的消耗。这些特征与从和田玉或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十节玉笔中收集到的特征明显不同[20]，但它们是由一个实地考察队于2002年采集的。它是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石标本最接近的。四川省陇西县(图2)[21]。
5、2018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中山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团队合作，对113件玉器进行了目视观察、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PXRF）方法被使用了。对金沙遗址出土的样品进行分析，对龙溪玉料和金沙遗址古玉的表观形态、矿物成分、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进行分析。然后，使用漫反射红外+ PRXF 对108 个样品进行了无损测试。结果，70 块全部含有透闪石（阳起石），比例为64.8%，其中59 块为高纯透闪石（阳起石）矿物集合体，其余11 块为滑石和石英，并含有诸如如长石。其他玉石样品中不含透闪石（阳起石）的还有38个，约占35.2%[22]。
6、2020年9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玉文化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联合对48件玉器、5件龙溪玉进行了检验金沙遗址出土的材料。地点。检测方法主要采用便携式拉曼光谱仪、便携式红外光谱仪、便携式能谱仪、三维超深显微镜，玉石制品大部分为透闪石软玉，也有部分为蛇纹石，初步确认为石材。玉石、水晶等龙溪玉的材质由角闪石、滑石、方解石组成[23]。
上述测试分析结果表明，金沙玉的材质主要由透闪石和软玉组成，还含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绿泥石、叶蜡石、绿松石等，表明其含有多金属矿物。例如石头和玛瑙。含水磷酸盐和碳酸盐表明金沙时期的玉石材料非常多样化。这些玉石大多数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内部颜色基本无色，呈白色、灰色或棕褐色，但表面颜色丰富（图3）。材质单调（不含透闪石、滑石、方解石），颜色暗淡（无色），风化龟裂，质地疏松，透明度低。[24]由于金沙遗址出土玉石数量巨大，以目前的测试分析数据还远远不可能完全了解金沙玉石的材质特征，因此需要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增加数据。我们将对金沙玉标本进行更全面的检测，以了解和加深对玉石材质特性的认识。
2. 玉石矿物来源调查
对古代玉石原料起源的研究是中国玉石及玉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检测分析古玉材料的物理特征、矿物成分、显微结构，结合当地地质调查和文物记录，可以推断或鉴定一些古玉的产地。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玉石矿很多，仅记载玉石产地就有259个，在《山海经》之间。目前，世界各地透闪石玉产地众多，但最著名的产地包括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韩国春川地区、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我国透闪石玉的主要产地是新疆的和田、且末、若羌、玛纳斯地区，甘肃的马松山、马赞山、敦煌半夏地区，青海的格尔木地区，辽宁的岫岩地区以及四川。 （长）省内地区。西）及雅安地区、河南省陆川地区、贵州省罗甸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地区、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地区、湖南省临武（香花岭）地区、台湾花莲地区.地区，如黑龙江省铁力地区。从我国古玉产地来看，新疆和田、辽宁岫岩、河南南阳独山、陕西蓝田等都是我国古玉的主要产地。此外，小梅、江苏溧阳、陇西、四川汶川、台湾花莲等地所产的玉料，以及产自缅甸的玉石也被称为来源[25]。表1显示了中国古代玉木的情况。
中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了不同地区玉料的来源名称和部分玉料的名称。据初步统计，除了《山海经》[26]中记载的259个玉石产地和34个玉名外，其他文献和书籍中还有大量关于玉石产地和名称的描述和传说，是的，它们可以帮助我们。为了解古玉、考察古玉原料的来源提供参考和帮助。
表2统计表明，我国透闪石玉石资源分布不均匀，玉石原料产地分布范围也很广。然而，中国古代社会从史前时代起就广泛使用玉石，这说明我们的远古先民已经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玉石资源来源。针对这一现象，有研究者提出了两种获取玉石材料的方法。 “就地取材/邻近取材”和“长途运输”主要是因为文化聚集地与玉石矿的距离较远。玉石资源集团化经营。由管理层决定[27]。
在中国历史上六大著名玉石产地的记载中，就有四川省陇西玉的记载。例如，遗失文献第《华阳国志·蜀志》号记载：“（绵里路）有玉岭山，玉岭山出玉，水涌出。”[28]汉晋时期，绵里县治今汶川县，建水为今白沙河。白沙河发源于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地区交界处的茶坪山。茶坪山因终年积雪，故名玉岭山。它被白沙河、岷江环绕，南至都江堰市西北。 [31] 《山海经·中山经》还记载“龙盖乡马登变质岩中产绿玉、白玉。”[32]根据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测试分析结果，两地出土的部分玉器的外部特征与龙溪透辉石玉的材质非常相似，区域变质作用也与山体相似。它在该地区分布广泛。西北平原的岩石。遵循玉石年代越久远，越有可能获取当地（或近当地）材质的原则，距离三星堆、金沙遗址约100公里的成都平原西北部山区，使得这特别是汶川县龙溪乡，在古蜀时期就成为最早的透明石玉制品产地。为了考察龙溪玉的材质状况，揭示其与国内其他著名玉石产区的材质差异，我们也与国内各科研机构和部门进行了十多年的合作。对玉石产区进行了多次调查。检查/调查工作：
1、2001年6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新疆和田、且末等地进行了“玉石之路”调查。研究参与者包括王仁祥、顾芳、唐飞、张青等人。此次调查显示，和田玉分布广泛，西起塔克斯库尔干地区东部的安达里塔格山、阿拉济山，西至喀什地区，经和田地区南部的桑日塔格、提凯里克塔。东距戈、日什塔格1100公里，至基莫省南部阿尔金山北坡的斯拉姆宁塔格。河田玉的原生矿床和矿点分布在高山地区，河田玉的底玉也产于许多河流。 [33]由于矿物质的化学成分和微量元素存在细微差异，这些产地的玉石颜色各异。从矿物学角度来看，和田玉一般属于角闪石族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硬度为6.5-6.9，比重为2.66-2.97。矿物粒度很小，一般小于0.01毫米，矿物形态以柱状为主，夹有隐晶质和微晶纤维。最常见的矿物组合排列是毡状结构，这使得河田玉致密细腻。日本玉的四种主要颜色是白、黄、绿、墨。白玉是玉料中等级最高的，也是最名贵的，其颜色与羊脂相似，质地细腻光滑，故称“羊脂玉”。黄玉和蓝宝石的颜色变化取决于矿物中存在的微量元素，主要是氧化铁(Fe2O3)。黑玉的颜色是由于其含有大量细石墨片而形成的。和田玉的体质略透明，有一定的厚度，可以让光线透过，其光泽是由于其含油量较高，给人一种湿润、柔软的感觉。 [34]本次调查，我们在当地采集采购了数十种现代玉料，对其表观特征、稀土元素特征、材料的纤维结构、材料的成色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经鉴定，与玉石材质一致。玉器之间存在显着差异[35]（图4）。
2、2002年11月26日至28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成都理工大学联合对四川省龙溪、彭州红岩、马松林矿区玉石料来源进行了调查。做过。参加者包括成都理工大学的李奎、杨永福、刘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芳、陈健、付秀斌。本次调研，我们首先走访了当地地质矿产部门，了解当地的地质结构、岩层、矿产情况。接下来，我们在龙溪沟和银杏沟进行了实地调查。在龙溪乡马腾村一个海拔3000多米的矿洞口及洞外采集了10余件玉石标本（图5：1），并向马腾村民购买了一些现代玉石标本村庄，完成了。用肉眼观察，其颜色、纹理、质感与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些玉料，尤其是一些青玉、白玉料非常相似（图5：2）[36]。
3、2004年5月，中国文物协会玉石专家委员会在大连召开了第四届玉文化与玉石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部分玉石专家参观了辽宁岫岩秀峪沟，我们去了一处玉石矿并对矿山进行了挖掘调查。调查。参加人员包括古芳、王仁祥、王世奇、常素霞、张兆根、王芳、徐琳、于明、纪坤章、马金华等。本研究调查了辽宁省岫岩市秀峪沟岫岩古峪矿、河墨峪和岫岩蛇纹岩矿床的分布情况（图6：1），特别是岫岩古峪矿的溶洞。观察了玉矿床的成因（图6：2）。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旭炎软玉的透闪石含量在95%以上，几乎不含杂质。主要颜色有黄白色、浅绿色、青色、黑色，中间有一些过渡色，如玻璃光泽、油脂光泽等。硬度为莫氏6至6.5，比重为2.91至3.02。根据地质条件不同，岫岩软玉可分为原矿和砂矿两大类。主要矿石采自山木，俗称“老玉”，块状大小形状各异，大多呈棱角状，有的带有白色风化皮。砂子是指在毗邻西峪沟的河谷底和阶地两侧泥石层中发现的软玉砾石，俗称“川磨玉”，玉�**浜缶突嵝纬伞Ｓ袷谴釉刑崛〕隼矗诤哟采暇な奔淠胙梗缓笃扑榈摹Ｓ袷话愠手械仍残危ど泻熳厣⒆鼗粕⒒易厣蚝谏ａ堆胰碛衲诓砍３势椿谱厣壮啤疤巧保馐怯捎谖⒘刻氐纳浮⒗┥⒍匀蝗旧隆Ｕ庵痔巧诶嫌裰薪隙嗉诤硬裰泻苌偌ㄍ�6：3、4）。
4、2004年11月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地球化学勘探队、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四川省地质局合作。矿产勘查开发部门对彭州市龙门山镇马岩崖蛇纹石矿区和白水矿区开展了调查，对河流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参加者包括辛晓峰、李逵、杨永福、王帆、沉波等。本工作主要对彭州市龙门山镇红岩矿区和马岩崖蛇纹石矿区进行了实地调查，采集并购买了多份蛇纹石和绿泥石标本（图7），并用于实验。周边地区的11 个岩石标本。测量古蜀文化玉璧音乐表现力的样本[37]。
5、2017年6月，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组织对甘肃省玉石材质及产地进行调查。顾芳、王芳、向东、于卓然等10余人参加。本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对甘肃马鞍山玉矿（图8：1）和武功鸳鸯玉矿（图8：2）的玉石原料和岩石矿物分布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并进行巡查。以及对大型遗址的观察。我们拥有数量丰富的齐家文化玉器，对甘肃省玉料的分布和材质特征有较高的感性认识。甘肃玛雅山玉矿（图8：3）玉料颜色主要为黄白色、黄绿色、绿色，通常为半透明至不透明，具有蜡状至油脂状光泽，光泽明亮。折射率为1.611.62，密度为2.852.98 g/cm3，与新疆和田玉、青海玉、辽宁岫岩玉、江苏小梅明玉等软玉的基本特征一致。其特点是透明度低。杂质可见，糖色深，斑点多。
6、2018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中山大学科研团队合作，对汶川县龙溪乡马登村一处玉石矿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参加者包括邱志立、王芳、罗金勇、杨炯、张跃峰、白东洲、段冬年等。本研究在龙溪乡马腾村采集了玉石样品和围岩样品（图9），并采访了当地村民，以了解近年来玉石矿的变化和使用状况。同时，利用偏光显微镜、激光拉曼光谱（LRS）、X射线荧光光谱（XRF）、LA-ICP-MS等方法对这些玉石样品进行了检测和分析，并进行了检测和分析对比。做过。通过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龙溪镇周边出土玉石的物质成分特征与金沙出土玉石类型基本相似[39]。龙溪见石玉的主要成分是细晶石（含量90%以上），还含有少量的白云母、方解石等矿物。陇西产透闪石玉的颜色主要有黄绿色、深绿色、灰白色，略带绿色。
7、2019年4月，为进一步推进玉石材料起源研究，笔者对陕西省历史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属于“古蜀玉石研究”项目中的“古蜀玉石研究”项目。古蜀文明的传承”研究项目“古玉踪迹——汉中玉文化起源研讨会”由博物馆和陕西省地矿集团主办。本次会议以陕西省汉中市米仓山发现大型玉石矿为契机，针对地处川陕交界处的米仓山玉石矿及玉石材料进行学术研讨，目的是对玉石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学术讨论。玉矿调查。汉中玉主要由蛇纹石玉（图10）、透辉石玉、透闪石玉等组成，种类也很多，其中四川龙溪玉、新疆和田玉、辽宁岫岩古玉、蛇纹石玉等，差异很大。这是由石材和玉石的材质特性决定的。汉中玉的发现，带来了对陕西、四川地区玉料分布的新认识，也为正在进行的古蜀玉料起源调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观察空间。
8、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科技大学、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北端发现的四件大型灰褐色玉料进行了溯源研究。沿建江上游远段，对河流漂流卵石成分进行示踪研究，首先确定玉石原料产地的目标区域，然后采集沟槽采集样品，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带来目标地区的岩层、河流流域的卵石以及三星堆玉料的岩石薄片测试数据，寻找与玉料产地环境相适应的矿物。溯源研究和详细的岩矿片鉴定表明，彭州红岩山蛇纹石矿区附近存在体积和蛇纹石含量与三星堆玉料相似的矿石。通过对两者的矿物成分、烃源岩类型、结构、结构、硬度等指标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这两块大玉石均为超镁铁质岩产出的蛇纹岩。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玉料（现已断定为产自四川彭州红岩山蛇纹石矿区的蛇纹石）。[40]
3 结论
通过总结多年来对古蜀玉制品玉料的检验分析工作，可以对古蜀玉制品的玉料特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古蜀玉制品主要由透闪石组成，也含有微量的透闪石。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岩、滑石、大理石、绿泥石、叶绿素等。这一结果说明古蜀玉的材质丰富且广泛。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部龙门山玉料分布的初步研究，以及对我国其他地区矿源玉料标本的初步观察和比较，可以看出，大部分玉料玉器材质与其他地域玉文化有很大不同，而且从资料来看，除了少数古蜀玉制品是从其他外部地域文化直接输入的以外，大部分玉制品都是由当地就地材料制成的。部分材料来源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部的龙门山，部分材料可能是从遗址周围的河漫滩和山谷中采集的。
从上述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目前对古蜀玉的材质和起源的认识还相当不完整，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首先，现有的古蜀玉检测样品和分析数量还很少。不足，充足；其次，龙溪玉的研究区域还比较小，采集的样品数量也较少；另外，宝兴、泗门、雅等地区新发现的一些角闪石玉矿床的调查。此外，由于四川省近年来没有进行过鉴定，因此需要更详细的试验分析和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全面可靠的科学鉴定结果。具体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建立古蜀玉的玉石材质数据库，然后建立龙溪玉的材质数据库，同时与全国玉石产区的材质数据进行观察和比较。这样，古蜀玉检测数据就可以被“识别”、“揭穿”。其次，玉石材质的检测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拓展，除了常用的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矿物化学成分分析、X射线粉晶等，现代科技技术都要应用好。摄影、微量元素分析、稀土元素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技术使分析数据更加科学、严谨。只有综合研究玉石材料的表观特征、宝石学特征、矿物学特征、地球化学成分特征，才能确定古蜀玉制品的起源类型特征和古蜀文化出土特征，才能了解玉石的起源。玉石制品的玉料。以可考证的玉石产地为线索，深入探讨古蜀社会玉石开采、选材、运输、生产加工等一系列产业链的发展及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形态。技术发展的状况，同时也是四川地区及周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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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芳：《汶川县志》，刘谷祥、陈启贤主编：《古蜀玉器简论》，176页，（台北）中植美术出版社，2011年。
[2] 袁雪梅等：《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杨伯达主编：《中国史前玉器原料产地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探讨》，第897-928页，故宫出版社，2007年。
[3]冯汉吉，童恩正：《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第1期，1979年。
[4]朱亚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东省博物馆编：《天地之灵 祀神之器——三星堆玉器的发掘与研究》，第115-127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考古人的兴奋》，文物出版社，1999年。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三星堆祭祀坑》，《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第10期，2004年。
[7]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考古》第4辑，巴手出版社，2014年。
[8]刘兴元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玉器》
石器岩石类型薄片鉴定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500～514页。 ［9］关于玉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玉料主要指软玉和硬玉。但在中国古代，先民们以“石之美者为玉”，说明在古人心中凡是美丽的石头就可称作玉。因此广义上的中国古代玉器，其玉料的品种应较为宽泛，包括透闪石、阳起石、蛇纹石、水晶、玉髓、玛瑙、斜长石、黝帘石、汉白玉、石英岩、芙蓉石、松石、青金石等，都可能在古玉的范畴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玉、石之次玉、石之似玉、美石、普通之石”等认识。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认识古玉、鉴赏古玉以及研究古玉，即是要尽可能以古人的立场、古人的标准来界定与辨识。 ［10］苏永江：《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器残片鉴定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515～521页。 ［11］苏永江：《广汉三星堆出土玉器玉料来源的讨论》，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第48～5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12］陈启贤：《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矿物物相检测报告》，三星堆研究院等编：《三星堆研究》第3辑，第96～106页，（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 ［13］检测结果由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徐琳所长提供，报告待发表。 ［14］鲁昊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成分检测及相关问题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 ［1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 ［1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金沙玉器》，第1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7］杨永富等：《金沙遗址玉器、石器材料研究鉴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金沙遗址考古资料集（三）》，第47～80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18］此次玉器鉴定报告尚未发表，文中所描述材质情况系现场测试时结果。 ［19］检测资料未形成报告。 ［20］杨永富等：《金沙村遗址玉、石器材料鉴定及初步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94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1］向芳等：《成都金沙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材质来源》，《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2008年第1期。 ［22］检测及调查报告正在整理中，待发表。 ［23］检测结果由故宫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徐琳所长提供，报告待发表。 ［24］杨永富等：《金沙村遗址玉、石器材料鉴定及初步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著：《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93～200页。 ［25］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第1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6］邱晓辉：《红山良渚等玉文化与辽宁闪石玉的应用浅析》，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玉学论丛四编》，第975页。 ［27］黄可佳：《贡纳与贸易——早期国家的玉石器生产和流通问题初探》，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编：《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第198～211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2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第962页，巴蜀书社，1984年。 ［29］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30］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19页。 ［31］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1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2］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汶川县志》，第108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33］古方：《昆仑山玉矿探源》，《中国宝石》2003年第4期。 ［34］同［33］。 ［35］同［21］。 ［3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金沙玉器》，第18页。 ［37］幸晓峰、王方：《成组石璧考古调查与音乐声学测量》，《成都文物》2008年第2期。 ［38］张钰岩等：《甘肃马衔山软玉成矿及玉料产地来源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9］检测分析报告正在整理中，待发表。 ［40］刘建成等：《三星堆遗址出土大玉料溯源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6期。 ［41］通过肉眼观察，燕家院子所出的2件玉璧［四川大学博物馆藏（3.1）439和（3.1）131玉璧，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138、139页］，1件玉琮［四川大学博物馆藏（3.1）113玉琮，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124页］，明显具有甘肃马衔山、马鬃山玉料特征，且这几件器物的造型特征也为典型的齐家文化玉器风格（参见王方：《玉汇金沙——试析古蜀玉器中的多元文化因素》，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编：《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95～304页，科学出版社，2018年），因此可以推测这几件玉器应为外部直接输入。另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块度大、透明度高（半透明）、表里均为绿色、质地致密、风化程度轻微并保持了原石较高的硬度和强度，虽然表面也有滑石生成，但蚀变十分轻微。其稀土元素特征也与金沙其他玉器明显不同，再据其造型、纹饰、雕刻等特征看无疑具有典型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风格（王方：《试析古蜀玉器中的良渚文化因素》，杨晶、蒋卫东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第281～29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因此该件玉器也应是由外部直接输入。 （作者：王方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2年第1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