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术比较，罗素中西文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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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系副教授
摘要： 与西方比较看中国历史和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一种学术视角。如果把西方区域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史学现代化的起源文艺复兴一样，宋代也出现了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创新。这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开始；这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开始。接触西方之前的原创性：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前现代历史阶段这显示了中西史学现代化进程的一致性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近代以来，中西比较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视角。 这些比较可能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他们在反欧洲中心主义中不自觉地从欧洲文化模式出发，用殖民者模式来抵制殖民，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后殖民主义催生了一种新的中西比较模式，使欧洲文化模式“本土化”。 由此可见，中国和西方可以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进行比较。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表现为“西化”，但西方牵引的方向与中国史学的内在道理相似，这是“西化”迅速完成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识到，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在于中国史学本身，而不是外部影响。 比较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探讨两者的一致性，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史学现代化特征和史学本身发展道路的认识。
一、发现宋代史学的现代特征
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梁启超《:010—30000》和《:010—30000》出版为代表的中国史学现代化，是“西学东传”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 有。 中国确实在20世纪�**胍锻ü７挛鞣窖跆逑怠⒗防砺酆头椒ㄍ瓿闪死废执Ｈ欢绻颐翘龅ハ哐莼氖咏牵毓宋鞣绞费У南执蹋颐蔷突岱⑾郑鞣绞费У南执夭⒉皇俏鞣绞费У脑捶⒚鳎浅搅似涞乩矸段АＮ鞣匠鱿至私窒蟊旧碜魑馐缎翁臀幕氖费В� 普遍史学现代化要素的历史渊源在中国早于西方。自梁启超以来，学术界普遍将传统史视为“旧史”，很难看到其中产生史学现代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为20世纪中国史学迅速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提供了思想准备。这些史学现代化要素的起源阶段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阶段，即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前现代性。
由于对中国自身史学现代化要素的认识长期被模糊，因此在重新认识中国史学现代化时，有必要以西方史学现代化为参照系。但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从西方史学传统地域化的比较视角，将西方史学的现代化视为理解史学现代化因素而出现的一条线索，而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的道不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的标准。
必须看到，史学的现代化因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必须有历史渊源。西方史学一般将史学现代化元素的起源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因素实际上起源于宋代。中国的宋朝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一个“需要巨人，诞生巨人”的时代，诞生了许多“知识、精神、人格的巨人”。 恩格斯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研究、社会观念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变化。 这正是历史现代化要素产生的背景。类似的神学观念的突破、自然认识的发展以及技术的进步也发生在宋代。 无论是宋代的中国，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都伴随着回归一千年前古典文化的形式要求而产生的观念变迁，引起了历史形态的转变。这种情况虽然在中国出现较早，但中国史学质变意义上的近代转型却比西方慢。这体现了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这是因为历史受到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它不可能像时间一样均匀发展，更不可能线性发展。因此，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类型学比较，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发展背景下的类似现象并不一定出现在同一时代，但需要注意的是，机械比较无法制作。根据物理时间创建。 历史的这一特征也表明，历史和史学并不总是完全对应的。尊重中国历史已有的分期概念，本文以宋代作为史学近代化时期。这一时期，一些现存的历史要素，如理性化历史观、政治功利主义等，发生了辩证意义上的“质变”，开始作为现代历史要素出现，给宋代历史带来了重大变化。 是（11）。 ）那是20世纪的近代史，化学元素原件起源的时代。
要发现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将其与西方已经显而易见的情况进行比较。历史在西方学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19世纪，欧洲历史达到了顶峰，取代了古典时期以来的低地位。历史主义与主张历史单线前进的启蒙哲学相融合，创造了一种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探讨历史因果关系的学术方法。从詹巴蒂斯塔·维柯到黑格尔的历史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历史观层面成为西方史学近代变革的接力棒。这一理念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前人带头，从历史的角度创造新的史学也需要史学方法的创造。历史的现代转折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的历史三段论引导后来的历史学家探索人类历史的阶段和变迁，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古物学和语言学发展了一种有别于叙事传统的历史学，为现代史学提供了研究方法。 (12)
正如余英时所说，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这体现了不同地区的主要文明往往在大约同一时间产生相似的文化元素。卡尔·雅斯贝尔斯认识到世界主要文明的“轴心时代”，(13)而坂谷太一则认识到中世纪结束和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现代精神出现的必然性。 (14)宋代出现了与欧洲类似的巨大变化和现代化因素的增长，这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西文化发展的共同内在逻辑，历史是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史学现代化的特点是向专业化转变，重点是打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转变历史观念和史学方法。类似的趋势在宋代史学中也比欧洲更早出现，可以说是史学现代化的先行者，但变化从未像西方史学家预期的那么大。 (15)从现代史观来看，中国古代史应包括几个部分：史部、经部、子部、典藏部。因此，有关宋代史学近代化的讨论不应仅限于史部。
2.历史视角的现代化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宋代都在历史观中找到了现代性的重要元素。前者对基督教传统产生怀疑，想要复兴古典文化，后者对汉唐古典传统产生怀疑，想要直接继承孔孟之教。
首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观最显着的变化是不同于以往的历史阶段论，类似的现象在宋代也出现过。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开始从宗教角度使用“黑暗”和“光明”这两个词来区分时代，但人文主义者却用“黑暗”这个词来指代完全忽视古典文化的历史时期，我借用了一个比喻。 (16)彼特拉克首先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赋予了“黑暗”这个隐喻新的含义，薄伽丘、菲利皮·维拉尼、吉贝尔蒂等人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历史划分（periodzon）。 (17)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自然会形成历史的三阶段论：中世纪是古典文化被抛弃的“黑暗时代”，在此之前的阶段是古典时代，此后的时期是“黑暗时代”。古典文化的复兴，现代。历史阶段的划分意味着彼特拉克超越了作为现代历史理论基础的“不合时宜”的观点。 (18) 这种历史阶段论植根于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期的推崇。
与人文主义者出于对古典时期的推崇而提出的历史三段论类似，宋儒通过发展韩愈道家思想，发展了此前主导儒家思想的历史三段论，打破了历史循环。理论。 (19)
韩愈利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的儒道传承，弘扬儒道，将历史阶段划分为孟子之前的儒道传承时代和孟子之后的儒道传承时代，被“无法继承”。”划分为时代。 (20)韩愈及其弟子李青发展了孟子的性学说，使之成为儒家的正统标准。宋初，孙复重申了道教的传统，宋代有“超越唐、超越汉……思考道教在虞、夏、商的复兴，还有周朝。”在神圣的时期”（21）。史介座《新史学》也意在以宋初为手段来治理天下，为后世立法。二成发展了韩愈学说，弘扬“道家”，即后来的“理学”，并以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自居，有意无意地开创了一个鲜明的历史阶段。关于分工。由于二程继承了韩愈、李苍的心性论，他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以心性为依据的。程颐强调，孔子的著作《孟子·尽心下》是黄金时代的定论，当时“人类已准备就绪，命运已全面展开”，此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明智的国王不再发挥作用……”他强调道。顺应天意、顺应时势的规律已不复存在。然而，《三朝圣政录》却是守护“祖道”的“百王大法”，（22）按理来说，复兴祖道的道教此时正进入复兴时代。时间，就是这个意思。程颐对此坦言，以心灵的标准来看，孟子死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世贸不透明，人欲横行，天法不透明”，我相信是有的。程浩开辟了新的历史。在那段时间里，“我出生已经有一千四百年了，我学到了一些经典中没有教导的东西，并决定用这条道路来启发人们。” ” (23) 程颐还提高了宋朝的历史地位，说：“宋朝自三代以来，有五事超乎万世。”(24)相信二成的人说：“孟子死后，圣学失传，士人无德妄称，我明明相信我们已经消灭了一切。”并揭示其起源。 (24) 于是，宋朝开始以儒家正统的存在来划分历史阶段。在孟子之前，儒家思想的传承是渐进的，但孟子死后，正统无法继承，在人文主义者眼中，类似于“黑暗时代”，程浩对道教的捍卫是“道教”的标志。新儒家，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正统观念的复兴。这样，“历史三段论”就逐渐清晰起来。
新儒家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历史三段论”。南宋时期，朱熹首先提出了“道通”的含义，将道通与心性更加深入地结合起来，许多儒家学者开始讨论道通。朱熹认为，自古以来，圣神承天立极，道教的传承自然产生。这个统一秩序是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上古圣人”开始，从“圣人相承”开始的，从孔子传到孟子，继承从此，程颐所谓的黑暗时代到来了，“我道之道，无非闲言乱语，邪说日盛。”佛弟子出来，就会离真理太近，造成混乱。”直到第二次出游，道教才恢复。朱熹强调，二成之所以能够延续道教传统，是因为有了子思。 “幸好这本书没有被抹掉，程老爷子的兄弟们可以研究一下，延续几千年的线索。”我们有一些证据来谴责似乎是两个家族的缺点。 (26)而且朱熹还称赞周敦颐在道家体系中的地位，说：他是这样说的。他继承了天道之恩，创立了道教体系。 ” (27) 其在道教传统中的地位据说是“孔衍七乘氏传人”。 (28)此说仍以心学为基础，故称“濂溪师周公信传道，先悟世”。 (29) 朱熹不仅基本确立了道教秩序，而且还领导理学家和反儒家学者制定了这一历史阶段论。例如，朱熹的弟子陈纯，接受了朱熹的道教传承，把复兴道教、开创新时代的人物概括为周敦颐、二陈、朱熹“四大家”，并称他们为周敦颐、二陈、朱熹“四大家”。 “道教”的真正含义是恢复“依四师”(30)亦以“唯四悟，前后一，一精神，统一教法，百世师”(31)而著称。 “早期启蒙”将促进后来的认识并形成新时代。至此，“圣王孔孟之教——道教终极之教——承袭四祖”的历史三段论就完成了。
理学的反对者也受到理学的影响，争论历史阶段的划分。士公派代表人物陈亮在与朱熹讨论时，提到理学的历史时代：三朝、汉唐。 (32)陈亮虽然反对新儒家否定汉唐的“诊心”学说，(33)却赞扬汉唐的成就(34)，形成了类似的历史三段论。陈亮也同意“三朝”和“汉唐”是不同的历史阶段，他说：“我认为三朝大概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汉唐却不能。” (35)他还认为宋初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两百年太平之基，三代失”。 (36) 这仍构成“汉、唐、宋初三朝”的历史三段论。从划分历史阶段的角度来看，陈亮、朱熹等理学家的区别只是主角和主功的划分标准不同，而历史阶段基本相同。这种历史三段论在司马光等历史著作中都有体现。
其次，文艺复兴带来了西方“今胜古”的历史进步观念的萌芽，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宋代。强调发展或进步是西方史学最重要的特征(37)，也是引入现代中国史学的中心概念。在强调“最终审判”的中世纪，历史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早在古典时期，历史学家就因希腊和罗马的政治衰落而普遍对进步持否定态度。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以新的视角看待历史，形成了时代差异意识，成为近代早期史学最鲜明的特征。 (38) 通过比较时代之间的差异，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所生活的“现代时代”比之前的黑暗时代更加先进，从而为现代历史进化论铺平了道路。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宋代以前，法家、儒家已经产生了一些关于历史进步的思想观念，即三代论。然而，这并不是实际历史研究的结论，也不是综合历史考量，也不符合实际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只是单纯的“鲁史澄清意义”。只是，“我借东西了。” (40)
基于空前的政治统一和文化武术，唐代儒家开始表现出“今胜古”的文化自信（41），但整体的历史结论尚未呈现，因此还没有出现。通过古今比较，可以得出“现在比过去更好”的结论。“古代”历史阶段论。宋儒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其三阶段历史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三阶段论类似，都认为当前时代比前一个时代更好，并以古代文化的复兴作为判断进步的标准。因此，提出了类似的部分进化理论。朱熹以“:010—30000”作为回归儒家正统的依据，虽然颇为主观，但却接近历史。二成极力主张《春秋》，所以那些视二成为道教延续的人也能自圆其说。陈亮虽然反对新儒家的历史评价标准，但在进步观念上却走得更远，认为宋朝前两百年间，“无三朝之有”。
第三，文艺复兴和宋史学都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42）。这强调了人类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削弱了上帝的作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弗朗切斯科·吉恰尔迪尼等历史学家从史学和历史叙事方面有力地论证了这种对中世纪史学的颠覆。马基雅维利的显着特点是，在他的历史观中，他并不把上帝的意志视为世界的统治者，而是积极向古人寻求解决办法。圭恰尔迪尼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历史观中，更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历史叙事中。他摆脱了中世纪的传统，以古典视角作为历史叙事的原则。他直接摘录了西塞罗的《春秋》并将其放在《中庸》中，以表明它指导了他的写作。在具体的写作中，他说：采用类似罗马史学的年代记述方法，《中庸》是对提图斯·利维乌斯《中庸》、塔西佗《论演说》、《意大利史》的模仿和延续。
宋代史学在历史观、历史叙述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首先，宋儒脱离了汉代以来盛行的神学氛围，将决定历史兴衰的力量概括为“道”和“天理”。董仲舒用“天人相传”的理论来神秘地解释天与人的关系，西汉时期的儒家也用它来解释自然与人的关系。 “五要素”（《意大利史》）。后汉时期还出现了创造天人观念的预言神学和以人伦理论为基础的历史观。汉代近代经典“进一步堕落为修道主义”，古代经典虽有异端思想，但“不能从无神论的角度批判神学”。 (43)由于受到国学形式的老师和家传的制约，儒家经典无法摆脱神学传统，导致了延续千年的天意历史观。 (44)与欧阳修合编《:010—30000》的刘僖宗继承了这种历史观，“着有十余部，以观日月星辰，解释国家命运”。 ” (45)欧阳修“击败了汉儒的灾祸五行论”(46)，成为古典儒家天人关系理论的分水岭。他通过对灾难的重新诠释，探讨了天人之间以及人类文化的关系。欧阳修认为“六经包含一切与天下有关的人事”（47），并批评自“三传奇”以来引入的灾难论是专注于他人的。 (48) 二成也认为强调汉儒的“应”，过于宣扬灾祸、灾祸。 (49) 因此，灾祸、灾祸“归于自然理范畴”。我认为是这样的。天人相合；人有成，天就不会造成灾难；人无敌，自然就会造成灾难；人事始终遵循自然规律，自然的变化取决于人事，没有。 (50)汉儒所指的“天”具有人格神的性质，而二陈所指的“天”则更接近于自然法则。至此，儒家宋代历史观就形成了，以灾难为警示，但追求“人胜之事”，而不是寻求神意。在理学兴起的时代，成弓总结了这种天人观，但同时又强调灾难的警示作用，他说：“我们必须警惕灾难，即使发生了，我们绝不能忽视他们。”是的。另一方面，也渗透着欧阳修、二程的反神秘主义，其目的不是言行应从，而是说言行应从善意。 ” (51)
其次，宋朝的历史叙事也非常人文。另一方面，古典儒家的天人观同时导致宋代史书呈现出人文转向。汉代儒家的神学历史观体现在史学上，班固着《建城以来罗马史》和《定《历史》中所强调的，特别是对天人诱发的“天罚征兆”的记载。历代正史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个思想。欧阳修与汉儒学说决裂，认为史书严格对应天人，“曲论伪天”，故“不异灾异”，请解释、还原事件以映云。 ”（52）司马光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并在《编年史》中删除了“妖怪止于怪诞”的字样，“妖怪止于怪诞”（53）。《洪范》，仅此灾难与适当的方法不同。朱熹也基本如此，强调对灾难的“谴责和警告”（54），但他也以因人制宜的态度认真记录灾难。《新唐书》 并颁布了另一项规定讲故事规则的条款《春秋》。 (55) 另一方面，宋代史学也对先秦儒家正统史学的复兴有着浓厚的兴趣。宋代学术的繁荣，不仅在天人关系论等方面重塑了学术，也影响了许多历史学家效仿宋代的历史书写方法。他比Guicciardini更彻底地复兴了年代系统，“《汉书》一笔”开始流行。 (56)宋代历史观的变化带来了历史方法的变化，改变了历史研究的面貌。
3.历史方法的现代化
中西历史观念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历史研究和探索，历史方法是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印刷术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的兴起，而后者又在中国传统重史的背景下出现了历史研究的趋势，我就是这么做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学和文献学为现代史学提供了有别于叙事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而印刷术的传播又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博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使得后者产生了考据研究的倾向，也促使历史学家关注实物资料。57这导致了文艺复兴史学的发展。开始区别于传统史学，其特点是通过叙事性质。博学的研究精神，将人文学者的兴趣从实物扩大到文字描述，文字学的文本研究得到发展，作为古代历史研究支撑手段的碑刻也得到了发展，从而加强了“转古”的历史研究。文物进入考古学”（58）。彼特拉克开创了古典文献档案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随着洛伦佐·瓦拉的发展，这种传统更加明确地结合了人文主义历史观和档案研究。 (59) 印刷术的传播放大了手稿中的错误，(60) 导致需要交叉核对，这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印刷术促进了知识社会化的进程，使学者们承担起“发现新知识”的责任。 (61) 考证学的趋势蓬勃发展，特别是因为版本在印刷过程中的重要性。 “同一原作的不同手稿对关键词的解释不同，因此人们不得不开发‘匹配’技术”（62）。
欧洲文学研究以古典文学为主，中国文学研究以古典文学为主。中唐以后，刘知几派、陶昭派“疑古惑经”的倾向开始发展，趋于形成新的历史文献研究体系。宋代校勘的发展与印刷术的繁荣密切相关。 (63) 宋代将五代以来的“刻碑学”与经史新思联系起来，在经学合理化的发展趋势中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北宋初期最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之一，就是政府倡导的儒家经典及相关书籍的传播和大规模印刷。致全世界。 (64)孔颖达《五行志》流行，之后各经义被修订印成，此谓刻刻之学。到了宋代，抄本逐渐成为印刷本。强调了版本的问题，据说“印刷版在世界上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当原版消失后，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就无法再纠正了。”说。 (65) 宋人认为“碑多，若攻异，后学亦有误。” (66) 须谨慎。关于刻板，尤其是“合作第一”（67），希望“此言能够消除学者之间的混乱。” (68)唐刊《资治通鉴》，“祖注异，注亦异。”(69)即使所选注有误，亦不予更正。到北宋开始大规模刻印经书时，这些经书流传数千年所积累的错误和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于是，就有了雕刻印刷的“端工派《资治通鉴》”。 (70) 这次大规模校对并没有解决古典版本的问题，又进行了一次“前平校对”。考经还带动了史料的整理，形成了“舜华三史”和“嘉佑七史”。 (71)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宋代学者甚至对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音韵训诂研究感到担忧，并说：“小学已久不用”。 ’我叹了口气。 “（《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回来了！”（72）可见，以儒家经典定本为中心的印刷促进了史料研究的发展。
在宋初的校勘活动中，传统校勘和小学是用来解决儒家经典文献中的一些问题的，但随着官方印刷，甚至整个儒家经典体系及其底层的行政渠道也被固定下来。然而，一般的校勘却无力解决千百年来积累的经典所固有的矛盾。宗派之争、家法与师法的相互矛盾、不适应时势的古谚，使得传统的儒家经典在宋儒眼中难以忍受。尤其是随着人文历史观的兴起，宋儒眼中的《易术》中出现了许多“怪异”的理论。因此，宋初木刻板学的盛行，带动了新的经学解释方法和考证观念与方法的发展。
为了消除古典文献中的历史错误并使其适应当前形势，需要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正如文艺复兴后期的校勘技术催生了“评注时代”（73），宋代的文学研究也扩展到具有批判性质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编纂。宋真宗年间，兴秉修订《:010—30000》，“以黄观所采纳的儒家学说为基础，拟定刊行”，“略传理理”。这是从汉学到宋代的“过渡”。 (74)评论和文字的研究，由于千百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错误，用传统文献研究方法无法解决，而按照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又无法解决。由于通过渗透古典群体来确定“万古表版”的方法只有少数，所以解决办法就是“传达原理”。除了技术性的校勘之外，宋儒本着疑古疑经的精神，发展了新的历史文献研究体系。这项工作最终由理学家完成。新儒家重构了儒家经典的历史文献研究格式，一方面改变了儒家原有的经典体系，使“四书”之学凌驾于“五经”之上；另一方面，改变了儒家经典的历史文献研究格局。儒家的经典体系。另外，儒家经典考证的引用范围超出了家法和师范，法律成为一道屏障，让解释者可以自由进出任何一个家庭。到了唐代，“宁道、孔圣虽有误，而望郑、符非”的风气彻底改变了（75）。
宋代历史研究的思潮也催生了历史研究的自觉。宋代历史文献学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包括历史研究（76）。首先，到了宋代，史料研究著作是随着历史编纂而出现的。典型的就是《灾祥》，陆夏清写的“《春秋》最有功”。 (77)研究《:010—30000仪礼》，并以此作为：010—30000的编纂规则，同时还研究批评了：010—30000、010—30000的书写方法。其次，宋代出现了许多“纠正”或“发表历史著作中的错误”的著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吴镇的研究《春秋》“不能称为无用的历史研究”。 (78) 吴仁杰撰《春秋》 张弼《春秋》、余靖《五经正义》（为印刷而作（79））、刘畅、刘越、刘凤诗《五经正义》 等《五经正义》 名家错印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不仅有《新编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的研究，还有《论语注疏》的前人研究，创造出一些新旧的东西。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专门的历史研究。续高思孙《唐书直笔》 《新唐书》 专门评论历史著作，评论各种体裁的历史书籍。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将“历史评论”和“历史赞颂”分为同一卷内的两个部分（80）。探寻宋代精神。
与欧洲金文类似，宋代金文也倾向于强调对实物材料的研究。宋代金文不仅重视形式的研究，而且重视文献内容的研究（81），而且研究的范围不仅限于金文，还包括古钱币、古印章、以及其他更广泛的领域。也包括在内。 (82)金石文学自产生以来，就自觉地瞄准历史研究，强调历史考量，形成了文物与文献的双重价值论。 （83）欧阳修着作《新唐书》，《宰辅克与石川纠错》（84）将碑文资料引入历史研究；陆大临着作《旧唐书》等，阐明了实物资料的价值。在历史研究上，“用自己的意志来反对自己的意志，或了解其创造的起源，可以填补经典的空白，纠正儒家的错误”（85）赵明诚进一步指出了它的优越性。他将铭文材料与历史资料进行比较，他说：“历史的最后通牒是后人流传下来的。人手并非没有错误，但铭文是来自当时的，是可靠的。”（86）此外，宋代铭文显示对金石材料的兴趣类似于欧洲“博学时代”的博学之士，这也表明宋代已经超越了。历史周期论的走向是远离历史周期论的走向而聚焦于焦点。关于“（历史）变化”。 (87)
其次，文艺复兴史学和宋代史学都呈现出政治功利主义转向。在欧洲，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开创了人文主义政治史的浪潮。他们都担任行政职务，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活动，他们的历史著作都以政治功利为中心，崇尚古代政治，期盼古代政治的复兴。这些特征与中国历史学家主张政治功利的特征相似。
从身份上看，宋代“文明”和科举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属于行政体系、强调国家政治功能的史家，如司马光、欧阳修、李陶、李新川。历史。这是从中国士大夫“读书为官”的传统演变而来的现象。唐代杜预所著的《新唐书》，说明了寺庙士大夫更自觉地利用历史来实现政治有用的趋势。宋代将这一思潮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实现了政治功利性质变的历史转型。
关公学在政治功利主义的历史取向上具有典型性，但政治功利主义在哲学、思想等学术领域，甚至在新儒学中都处于弱势。精英学校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的实际应用并服务于现实政治。例如，吕祖谦因“愿用自己的实践知识来报答天地万物”（88），主张功利主义，开创了浙东功学之风。他把学**历史知识、通晓文学轶事、传授天理原则、弘扬道德修养统一起来（89），使义与功成为一个统一体。他写《新唐书纠谬》是为了深入研究历史，为了补充它，他还写了《新唐书》和《两汉刊误补遗》来“将兽德付诸实践”。 (90)后来陈亮想“将历史之变迁归档，以弘帝王之道，了解汉、魏、晋、汉各朝功过之理”。 《唐朝》（91）为此，他出版了许多历史评论书籍。英华派重视经史，留下了许多历史著作。 (92)
伦理学派、理性学派，甚至新儒家都关注合法性在国家权力与政治权力竞争中的政治用处，如其所表现的那样。欧阳修主张宋代正统论，强调大一统的功绩，提出“王一统”和“诸侯正统”两个正统标准（93），并强调大一统的功绩。大一统，我定了一个标准。超越正直道德标准的团结。《汉书刊误》评论《九州合一》
判正统的唯一标准，认为不如此则皆与“古之列国无异”。(94)朱熹的正统论也主张“只天下为一”的政治功利标准。(95) 从史学的政治目标而言，宋代史学主流希望恢复“三代”之治，与马基雅维利等人复兴古罗马政治的希望相似。就实现路径而言，事功学派主要希望通过“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96)的历史考察来实现，而理学派则主要希望通过“心传”来完成。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和宋代的史学在观念与方法方面具有相类的近代化要素，表现出一种东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致性。中西史学经由对古代传统的“复兴”，在延续传统史学的同时，开始向着19、20世纪近代化史学形态转向，从而开启了一个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态的辩证发展的新历程。19世纪兰克在建立近代史学的过程中，着眼于对马基雅维利等文艺复兴史家及其史著的批判，进而产生了其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存在一个由经而史的对传统进行转换的过程。(97)廖平发挥经学宋学形态的义理与思辨特征，而以今古文融合路径奠定了统一中西的历史哲学，其历史阶段论形态源于宋儒；理学传家的康有为也在反思、改造甚至否定理学的过程中以今文经学路径引入西方观念，表现出宋学变古式的怀疑与否定精神；章太炎以古文经学路径由朴学转入“信史”之学，从清代到近代经学的“信史”观念的一个重要源流即宋儒重视考证而提出的“《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98)等观念。一方面，宋代史学的近代化要素经过清代考据学形态的扬弃，在由经而史的接引西学过程中从思维、精神、观念等多个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99)另一方面，宋儒所奠定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怀疑精神与考证风气，是近代经史之学能够快速接受西方近代史学形态的重要文化原因。如果没有原生性的史学近代化要素的土壤，中国近代史学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会非常曲折。 中西史学的近代化并不是在19、20世纪一蹴而就的，其中若干重要近代化要素的历史起源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可以经由中西比较发现宋代史学的近世化特征。20世纪70年代左右，后现代主义兴起，历史的一致性理念陷于崩塌，连续性理念也备受冲击。经过19世纪的历史哲学与20世纪的“小叙事”、“间断性研究”的洗礼，当代史学理应在多元化发展中生发出新的一致性思路。区域化比较研究中所揭示的中西一致性与史学的连续性或可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可以加深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后殖民主义”揭示出很长时间内非西方世界的“去殖民化”，是以殖民者的心态和模式来反殖民化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倾向于把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的近代文化看成西方霸权影响的结果，非西方区域也往往认可此类观点。学术文化史内在一致性理路的研究发现，可以跳出以西方视域探索中国文明的中心化研究方式。经由比较可以看到，在与西方史学发生接触之前，宋代史学产生了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相似的史学近世化特征，且时间上要早于欧洲，实为中国史学原生性的近代化要素的起源阶段。因此，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而非西方霸权的影响。应当考虑跳出西方视域以反对“西方中心论”，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看成一个史学在近代化发展中受到西方冲击而加速并改变了外部形态的过程，而非全盘西化的结果。基于此，或可在中西史学一致性的基础上探讨建立起一种兼具中国特殊性与原生普遍性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注释： ①1887年兰克(Rank)的手稿誊写者里斯(Lugwig Riess)受聘日本东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论”，成为亚洲引进西方近代史学的标志性事件。10年后，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讲授东洋史，反对日本学界以兰克史观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在中西比较背景中提出“唐宋变革论”等观点。宫崎市定更径直“以北宋时代为东洋的文艺复兴期”。(见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4-68页。)内藤等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的三阶段论颇似西方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彼得拉克(Petrarch)的“古典时代—中世纪—当代”三阶段论。此后，从与西方比较的角度看待东亚的近世化与近代化问题成为重要的史学视角。之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断发展。胡适指出了中西比较对于“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页。)胡适也从方法论层面试图统一西方实验主义与中国考证学传统。(参见余英时：《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27页。)由此，胡适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的对中西史学一致性的探讨路径。中国史学近代的科学化过程中不可避免涉及中西比较。(参见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见罗志田主编：《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712页。)杜维运以明确的比较史学方法撰述《中国史学史》，所以其《史学方法论》重视通过比较史学建立世界史学。(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4页；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1-220页。)以西方科学史学为参照，重视并考察中国史学的价值，改变了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②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6. ③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中国史学史》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页。 ④史学毕竟是相对独立的学术文化现象，其分期不必与历史相一致，参见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西方学界对近代历史的开端没有定论，对史学近代化的开端却基本达成一致，普遍关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发生的变化。本文是专论中国史学的近世化，不涉及中国历史近代化问题。 ⑤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梁启超着力以西方史学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因而重视批判、反思传统史学而不重视对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化要素进行整理，在当时学界具有代表性，反映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与单线进化论的思想路径。此路径以西方社会与文化为普遍性历史道路，无法看到史学发展的多元化道路，更难以产生探索中国传统史学中近代化要素的问题意识。 ⑥史学近代化是史学内在理路的一种表现，在中国和西方具有共性，但因为文化和历史差异而表现为一种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因为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和日本的间接影响，所以既有受到外部影响的一面，也有自发的一面。关于前者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讨论很多，但关于后者的讨论尚有待开展。 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0-11页。 ⑨如果就史学近代化要素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言，学界的“唐宋变革论”讨论揭示出了宋代的一些变化，但不能完全对应史学近代化。史学的近代化，以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具有自身文化需求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印刷技术为基本条件。宋代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及其未能实际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影响其自身作为时代的经济基础而对当时的上层建筑产生影响。 ⑩杜维运注意到中西史学比较无法太精确，西方中世纪是史学的黑暗时期，而中国则是魏晋至唐宋的黄金时期，这种比较困境即由机械比较所致。参见杜维运：《中西史学比较的困境与美境——兼评后现代主义》，《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7页。所以杜维运根据史学特征来比较中西史学，在西方史家认为“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年至一七五○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的基础上，提出文艺复兴史学探究史事真相的意识在中国上古时代已经形成。参见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26页。 (11)史学的近世化时期是传统史学开始显现近代化要素的时期，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保持传统史学连续性的时期。历史发展很少出现断崖式转变，新要素的显现与发展往往在旧传统的连续性中实现。文艺复兴曾被视为一种与中世纪的“断裂”，但从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到彼得·伯克等人的研究则显示出其与中世纪的连续性。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争执不下，也有一个类似原因，即历史的变革与连续往往是辩证统一的，一种单一视域往往只能看到辩证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对中西史学近代化的考察，并不与史学传统连续性的认识相矛盾，反而以承认连续性为前提。 (12)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3)卡尔·雅思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4)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152页。 (15)Leonard Krieger,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101. (16)Franco Simone,\"La Coscienza della Rinascita negli Umanisti\",La rinascita,Vol.2(1939),pp.838-871; Vol.3(1940),pp.163-186. (17)Theodore E.Mommsen,\"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s'\",Speculum,Vol.17,No.2(Apr.,1942),pp.226-242. (18)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19)孟子已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念，董仲舒总结和确立了“三统”说与“五德”说，形成了将历史看成若干类型的循环的历史观。虽然这种历史循环论带有变易和进步色彩，但从历史阶段划分类型的角度看，并没有针对整体实际历史进行历史主义的反思和划分。 (20)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21)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册《河南程氏文集》卷8《春秋传序》，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3页。 (2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册《河南程氏文集》卷11《程伯淳墓表》，第2027页。 (2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河南程氏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第159页。 (2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河南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第329页。 (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5页。 (2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书濂溪光风霁月亭》，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4页。 (2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6《奉安濂溪先生祠文》，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38页。 (2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知南康榜文)又牒》，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6册，第4582页。 (30)陈淳：《北溪大全集》卷23《答李公晦三》，清抄本。 (31)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9《祭四先生》。 (32)陈亮：《陈亮集》卷28《又甲辰秋书》，邓广铭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0页。 (3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3页。 (34)陈亮：《陈亮集》卷28《又甲辰秋书》，第340页。 (35)陈亮：《陈亮集》卷28《又书》，第348页。 (36)陈亮：《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2页。 (37)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38)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Past,Edward Arnold Press,1965,p.1. (39)荀子主张“法后王”，法家发展出韩非的历史进步思想，秦朝认为自己达到了历史巅峰，在刻石文中要求“顺承勿革”。但法家在汉代之后失去了正统地位，其历史观被儒家所取代。 (40)吴怀祺主编、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37-452页。 (41)参见邓锐：《权力与心态：“元感上书”与长安三年经学派系分立考论》，《求是学刊》2019年第5期。 (42)“人文”一词在东西方的起源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在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化。《贲·彖辞》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天文”相对，表示与人切近者。现代汉语之“人文主义”由翻译英文“humanism”而来。“humanism”主要是通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追溯古罗马文化而形成。古罗马人形成了一套关于人的学问，最早由西塞罗表述为“humanitas”。人文主义者通过考证古典拉丁文文本重新建立起了这套“人性研究”的学问，即当时所称“studia humanitatis”。19世纪英文“humanism”一词被发明出来指代“studia humanitatis”，随后又被用来形容文艺复兴时期在人神关系中提升了人的地位的主张。 (43)侯外庐主编、张岂之等编著：《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155页。 (44)汉代经学神学化之后即兴起了去神秘化思潮，成为宋代经学变古的历史准备。但是，在宋代之前，这种历史观始终不能颠覆汉学思想进而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宋代是儒学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真正实现质变的突破时代。 (45)王称：《东都事略》卷65《刘羲叟传》，齐鲁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4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附录卷2《先公事迹》，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27页。 (47)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47《居士集·答李诩第二书》，第669页。 (4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0《居士外集·石鹢论》，第881页。 (4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河南程氏遗书》卷22下《伊川先生语八下》，第304页。 (5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册《河南程氏外书》卷5《冯氏本拾遗》，第374页。 (51)程公说：《春秋分记》卷24《书六·五行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3页。 (53)司马光：《资治通鉴释例·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脱脱等：《宋史》卷429《朱熹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64页。 (55)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附录1《凡例》，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1册，第3497页。 (56)关于宋代历史叙述效仿《春秋》的做法，参见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黄山书社2017年版，第297-306页；邓锐：《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学**与探索》2012年第8期；邓锐：《〈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等。 (57)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8)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59)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4-265页。 (60)O.Pederse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ica Planetarum\",Studia Copernicana,16(1978),pp.157-186. (61)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0页。 (62)彼得·伯克：《文艺复兴》，梁赤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63)张舜徽：《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见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200页。 (64)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明正德杨武刻本。 (66)《宋大诏令集》卷191《政事四十四·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01页。 (67)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2《抄传文书之误》，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1页。 (68)程俱：《麟台故事》卷2中《校雠》，《十万卷楼丛书》本。 (69)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3页。 (70)王应麟：《玉海》卷43《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真宗·咸平元年》，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8页。 (72)魏了翁：《经外杂抄》卷1《新编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115页。 (7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5《四书类一》，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75)刘昫等：《旧唐书》卷102《元行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93页。 (7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490页。 (77)脱脱等：《宋史》卷331《吕夏卿传》，第10658-10659页。 (7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二·正史类二》，第411页。 (79)程俱：《麟台故事》卷2中《校雠》。 (80)高似孙：《史略》卷4，《古逸丛书》影宋本。 (81)崔文印：《宋代的金石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82)傅振伦：《宋代的金石学》，《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 (83)白寿彝主编、吴怀祺著：《中国史学史》第4卷《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213页。 (8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42《居士集卷四十二·集古录目序》，第600页。 (85)吕大临：《考古图后记》，见陈俊民辑校《蓝田吕氏遗著辑校·文集佚存》，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2页。 (86)赵明诚：《金石录·序》，刘晓东、崔燕南点校，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页。 (87)Thomas H.C.Lee,\"New Directions in Northern Sung Historical Thinking(960-1126)\",in Q.Edward Wang,Georg G.Iggers,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2,pp.59-88. (88)吕祖谦：《东莱集》卷1《恭和御制秋日幸秘书省近体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吴怀祺：《吕祖谦的史学》，《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90)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陈亮：《陈亮集》卷1《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9页。 (92)鲍永军：《论永嘉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9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6《居士集·正统论上》，第267-269页。 (9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7页。 (9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5《通鉴纲目》，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6页。 (96)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1《大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7)参见汪高鑫、邓锐：《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汪高鑫：《古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章太炎、刘师培为考察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2期。 (9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8《居士集·春秋或问》，第311页。 (99)考据学在儒家史学中具有连续性的传统，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王晴佳：《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研究项目：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项目编号：16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