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怎么确定方向，你知道古代是怎样确定方向的吗英文

四个积极四个维度| 中国早期两大方向体系遇见3N3N

从古蜀时代的指挥体系说起

（缩短版）

古蜀文化有一套特殊的方位系统，城市、民居、墓葬，甚至祭祀场所都包含在这个方位系统中。这是一种与中原地区身体的前向定向系统不同的倾斜定向系统。不同定向系统的形成可能分别与天文和地理有关，其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两种定位体系有时会相互融合，都具有古今传承的痕迹。

[1] 两种方位系统：纵览全局，指明四个方向当我在写科普书《金沙之谜》时，我发现古蜀时期的方位系统非常特殊。我认为中原的定向系统值得注意。首先注意到的是金沙博物馆遗址展厅里的一件特殊文物，七个大洞排列有序，令人生疑。挖掘机估计原来有九个洞，在洞底部发现的腐烂的木头残骸证实所有都是柱洞。金沙遗址的柱孔直径达50多厘米，所建木柱相当粗。九个柱孔分布在近20平方米的土层上，排列得很整齐，呈长方形。

成都金沙遗址九柱洞

这九根柱子推测是由一个高台建筑支撑的，挖掘者认为这可能是金沙人的高坛，因为它位于祭祀区的中心，我是这么认为的。古蜀的“大社会”。如果这是一座祭坛，而祭坛的朝向是西北向东南，那么这个方向是否有特殊的意义呢？有关学者对金沙祭祀殿的九柱洞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根据太阳的运行判断季节变化，并据此进行祭祀活动，认为这是可能的，并提出了新的假说。每年新历3月22日左右春分，太阳升起的方向与祭坛的方向重合，所以古蜀人选择在农历日出之际举行大规模的祭祀节日。春分，也许吧。古蜀国应该有一定的方向系统。这种特殊的方位系统是什么呢？古蜀人特殊的方位感是如何产生的呢？古城遗址、宫殿遗址、祭祀坑、墓葬的布局和方位，让我们了解了古蜀方位制度的具体含义。据初步报告，在金沙地区发现的几座大型建筑和数十座当代民房的地基也“基本呈西北-东南方向”，并且在民居附近发现。据称，这1000多座坟墓是“全部朝向西北-东南方向。” “东南”向东南、西北或东南方向行驶。例如，金沙澜花园发现的17座建筑地基“基本呈西北向东南走向”。金沙芙蓉园南部遗址已发掘7处民居遗址，有的朝西南或西北，有的朝东南，没有朝前的。又如金沙疏风园发现的15座墓葬，其中6座坐北向，9座坐向东南。金莎就是如此，它实行了对角线导向系统。

成都金沙芙蓉园南遗址平面图

这也让人想起成都早期发现的金沙时期长江山台遗址。成都扬子山土台遗址，1953年发现，1956年发掘，是一座人工建造的三层高土台，也是科学发掘的罕见的大型夯土土台结构。是一件事。古代用于会盟会议和祭祀仪式的建筑为四角形高架建筑，其方位与金沙遗址、墓葬相同，中轴线成45度，四个角分别朝向东南、西北、西北。这并非巧合。

成都扬子山土台遗址规划与修复规划

古蜀时期三星堆城墙的轮廓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南北方向，而是东北西南方向。月亮湾的城墙中部有148度的弯曲，北端有32度的弯曲，南端大致呈南北走向。西墙有明显的东北向西南方向，方向呈40度角。三星堆曾经被认为是一座祭坛，后来证明是城墙的一部分。城墙长260米，地基宽42米，城墙上有凹槽30余条米宽.南边。三星堆原为城墙，由西北向东南延伸，方向约西北35度，中轴线55度。这部分城墙的朝向被认为一度代表了三星堆城的建筑方向，但此后城墙经过多次修缮，因此平面轮廓显得不规则。

广汉三星堆城网站地图

三星堆城墙附近发现的两个发掘坑呈45度角排列，根据挖掘者的解释，发掘坑的四个角分别面向东南、西北、西北四个不同的方向。第一、第二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多米处，两坑相距25米。两个坑的平面排列从东北到西南一致，大致与附近城墙的方向相匹配。

广汉市三星堆一、二号坑平面图

此外，三星堆城内陆续进行了建筑基础的发掘，1980年至1981年间，出土了18处房屋遗迹，但大多面向西南或东南，没有正面的建筑物。 t。青官山上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烧红土房的地基，其平面呈长方形，由西北向东南延伸，与城址的方向相吻合。

广汉市三星堆城遗址地图

从金沙和三星堆的发现，已经证实古蜀有一种特殊的建筑四个角朝四面八方的方位体系，与四角四向的方位体系完全不同。有。这些边在所有四个方向上都是平行的。从古老的考古资料来看，可以确定这种定向系统有着古老的传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史前，看看成都平原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的方位。新津包屯、耀县古镇村、温江鱼凫村等几个重要古城也位于东北向西南方向。在包屯，新近发现了一座外城遗址，在内城墙外的四个方向均确认有城墙和沟渠。城堡遗址的平面形状是一个近乎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其方向呈一条直线。和城堡的遗迹。我们正在这样做。市中心，约东北45度，四个角分别面向东南和西北。

尼苏堡屯城市总体规划

郫县古城的考古报告称，城址的方位为120度，指的是北城墙的方向，而不是中轴线的方向。根据附图，其中轴线为东北40度，接近包屯市方向。郫县古城村遗址中，已挖掘出多处房屋遗址和数个大型方形碎石坑，均与古城同向。城中心发现一坐东北、西南方向的大型长方形建筑，遗址内尚存有五座长方形鹅卵石地基，表明这里曾是大型宫殿、祠堂等礼仪性建筑的遗址。

郫县古城遗址平面图

成都平原地区很少发现史前墓葬。成都南郊世纪房遗址，共发掘包屯文化时期墓葬19座。除一人外，其他人的方向都是东西方向，头朝西北。而且排列得井然有序。这说明史前墓葬方位的选择与城市遗址和居民区的方位有关。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城墙以西500多米处的仁胜村也发现了史前晚期墓葬，有29座小型土制竖墓，簇拥在一起，排列有序。还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和象牙。除M5墓葬大致呈南北走向外，其余墓葬均呈东北西南走向。由此看来，古蜀墙体建筑的方位体系应该是在蜀国史前时期就已形成。从成都商圈后来发现的大型战国船棺墓来看，也是坐北朝西南，属于古蜀传统的方位体系，可以看到是有的。是一座大型墓葬，同一个洞内埋有大小船棺20至30具。墓室面积620平方米，朝向为东北西南方向240度，即30度。从西到南或从北到东60。可见，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蜀国自古传承的方位制度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成都商业街船棺埋葬方案

用上面的例子来概括一下古蜀的方向体系。古蜀方位选择的中轴线方向一般为45，通常允许偏差在5以内，即40至50之间。后来的一些例子就没有控制在这个限度之内，比如商业街船棺材的方向偏差在10度以内。换个角度看，古蜀方位制实际上强调的是建筑物“角”的方位，而这个角在古代被称为“维度”（稍后详述）。与其面向四个方向，不如面向四个方向。古蜀时期的这种方位制度与中原地区的主要方位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有研究人员指出，中原夏代二里头遗址并未发现城墙基址，但宫殿基址一般位于偏南几度、略偏东的位置。中原地区商代初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盘龙城遗址与城市主要建筑位于同一方向，即基本由南向西呈几度角。

原燕市商场平面图

这种向东或向西的现象一度被视为夏季文化与商业文化区别的象征。商代中期的安阳环北商街，坐北朝东，呈13度角。环北商城内1号、2号大宫殿基址的朝向均为13度，与城址方向一致。

安阳关北购物中心总体规划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主要建筑的朝向多朝南或略西南，与城址方向一致。商代晚期墓葬的方位并不完全一致，“但墓葬大多在东北方向。”实际上，它们稍微偏北向东，或者偏南向西。是的，这与公元前是一致的。宫殿建筑所选择的方向。从商代初期到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城市、宫殿、墓葬都保持着自己的方位体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早在史前时期，中原方位体系就是根据已发现的城市遗址而建立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登封大城遗址王城港的走向与其东北方向的两个邻近小城的走向相似，约为355，即南北向5。淮阳市平粮台龙山文化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方位为6度，城内F1、F4两块住宅地块的方位也为6度，住宅地块的方位以城市方位。场地位于正北偏东。河南省新密古城龙山文化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方向350度，即南北各10度。古城墙遗址东南方向大面积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夯土建筑，并在与城墙同一方向出土了大型宫殿和大型庑殿的地基。研究人员所说的东偏南或西偏南实际上是西偏北或东偏北，通常相差5 到10 度。借用上面的例子，总结一下古代中原的方位体系。从龙山文化时期到夏商时期，方位选择的中轴线方向一般在0左右，一般允许偏差。该角度大约为10，或介于350 和10 之间。有些例子稍微超出了这个限制，例如Circum-North Mall的方向偏差超过13度。这是一个正向系统，建筑物面向所有四个方向。无论是夏天的东西南北，还是商数的东西南北，其实与真正的南北方向偏离都没有多大，可以组合在一起观察成同一个大方位系。我可以。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正面型，其特点是建筑物的四个侧面几乎与所有四个方向平行。古蜀方位制是对角方位制，可称为第二方位制，其特点是建筑物的四个角面向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这个成语的现代意义比较模糊，一般指四面八方。但在古代它的意思是包括四面八方。唐僧注疏《汉书·司马相如传》：“六方之内，八方之外，泛溢。”他说：“四方、第四维，谓之八方。”所谓八方。四个方向实际上是四个。东南、西北、西北四个方向为正，这四个方向之间的位置就是第四维度。换句话说，《诗·小雅·节南山》有“四个方向是维度”这句话，虽然这也是一个四个方向，但它不是一个正方向。《淮南子·天文训》说：“冬至，太阳从东南升起，进入西南。春分、秋分，太阳从东方升起，进入西边。夏至，太阳从东南升起。”东北入西南，明确指出“维”与太阳的运动有关，可见“维”在古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向。《淮南子》 又云：东北为还德界，西南为日向界，东南为长阳界，西北为蹄界。指出其重要性。四维。 “第四维度”理论似乎来自《管子》。《管子》非常重视文明、正义和道德在治理国家和为人民带来和平方面的作用。 “‘四维’理论被提出。张，国必亡。 ” 这里所说的还有一个引申的意思。卫也有角的意思，第四维指的是四个角，所以如《牧民》所说，是“卫，角”。用在方位角的概念中时，正方向之间的方位角是一个“维度”，是相差45的对角线方向。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把一般为正向的第一定向制度称为“四向主导”制度，将第二定向制度称为“次元晋升”制度。

前者强调建筑物的方位，后者强调建筑物的角方位，平方和尺寸的区别很明显。但如果用传统的角度看第二取向体系，它的四个侧面面向四个维度，这与第一取向体系的正统四个传统完全不同。

[2] 前进方向和维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天文或地理在人类建造的建筑形式中，广场是一种成熟的形式。随着方形建筑的出现，定向设计变得非常重要。当然，圆形建筑也存在朝向选择的问题，但要求不像方形建筑那么明确。一旦方向选择被认可，方向系统就形成了，但改变这种传统通常并不容易。房屋、城市和坟墓的建造都是基于这个公认的方向系统，并且这个系统代代相传。《广雅》 我开头说的是辨别方向，所谓“唯君创建国家，决定其方向和位置，了解国家和领域。”看来，定向系统形成的原因非常简单明了。就正向法而言，选择它的理由当然是明确的，基于简单的天文知识就可以相对准确地确定南北方向。太阳用来确定东方和西方，北极星用来确定北方和南方。由于地球的自转，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决定了东西方向。此外，地球自转轴的方向在空间中是恒定的，当这个方向投影到地面上时，就形成了两个方向：北和南。因此，地球自转与太阳的关系为人类建立恒定的水平方位提供了物理基础。由此看来，四个方向的确定与天文、地理有关。一旦确定了四种意义，第四维也就确定了。古蜀为何采用对角方位而不是真正的南北方位？当初决定这种方位的依据是什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太阳下，如果你选择了不同的方位，你必须在地球上找到原因。放大成都平原，西北可见龙门山，西南可见龙泉山。两座山脉虽然有大有小，但几乎是平行的。两者均由东北向西南延伸。今天的成都市就位于这里。它位于两座龙山之间。

成都附近的山脉地图

成都平原上的古城与现代城市成都的位置夹在两座龙山之间，城市建设设计的方向应根据山势和地理方向的原则来确定。这和天文学有关系。换个角度看，如果城市场地按南北方向排列，可能会给人一种不和谐的印象。最近有人指出，穿过古成都的中轴线在天府地线的中轴线上，而且这条中轴线与两座龙山平行，这是不认可的。我已经有了这种方向感。这条大中轴线的方向正好是西北-东南，实际上大约是45度。从卫星照片来看，整个四川盆地并不是圆形的，特别是广元、达州、泸州、雅安都是四维的，分别是东、北、南、西，而且也是倾斜的，是方形城市。这好像是。大约呈45角。古蜀方位系统就是在这种天、人、地融为一体的地理形势下诞生的，体现了古蜀文明的高度发展水平。

四川盆地卫星图

事实上，并非只有古蜀人选择了第二方向制，在古蜀以外的地方也发现了少量与主方向制不同的第二方向制的例子，例如中原和中原。其中最重要的是山西襄汾陶器和寺庙遗址的发现。桃溪城遗址主要堆积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建筑基础、墓葬等方位一致，属于非原有次要方位体系。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市东北部汾河东岸，塔尔山（中山）西麓，北、东、城墙基址在此。建造的。城址的南侧已被发现，城址的方向为315度（一说312度），即南北45度。城址东北部为早期小镇，方位也为315。西部地区发现了数座大型夯土建筑的地基，门向东南。还有大型宫殿遗址，据报道方向为正东南，225。由于与城市方向呈90度角，所以应该是侧宫，而不是主宫。在城址的东南部发现了一大片墓地，1000多座坟墓大多朝向东南或东南方向，也与城址同一方向。

襄汾多西城堡遗址平面图

显然，陶财城遗址面向东南方向，四个角面向四个正方向，这也是“维度方向”。从地理上看，城址东南有龙山（太行山），西北有吕梁山，两山平行，夹有汾河盆地，正在建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两座山的坡度约为西北-东南45度，桃符城的中轴线与山体正好垂直，南北城墙与山体平行。山。

襄汾陶城遗址附近山脉地图

山西夏县东下峰遗址主要藏品属夏文化时期，已发现商代城市遗址、建筑、墓葬等遗迹。经查明，城址平面形状不规则，东侧部分城墙呈45度角，西侧城墙呈225度角，城市的中轴线成45度角，是的，四个角对着四个角。方向和4个方向匹配4个方向。

纳津县东峰城迹平面图

在城市的西南角发现了一些建筑遗址，新的研究表明它们是储存盐的仓库。仓库有40至50个，排列整齐，虽然没有明确的出入口标明朝向，但从布局和内部结构分析，它们是按照朝向规划的，面向西南。城堡墙。墓葬均坐北或东南，与城址方向相吻合。

夏县东下峰建筑遗址平面图

上面的一些例子与古蜀方位角系统有相似的地理背景，虽然45度左右的方位角倾斜角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它们都位于古城遗址附近。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是由于固定定向系统，城市选择了正确的地点来建造城市，或者反之亦然。两者可能都有动机。前向和维度——主次定向系统选择的决定因素有异同，其中光照和季风是优先因素，地理也是重要因素。对于倾斜的二次支座系统，地理一定是决定因素，而山体的方向往往决定了支座的选择。当然，山体的地形也是决定风向的重要因素，风向也是选择地点时的一个出发点。

[3] 继承古老的方向感系统作为个体，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感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构成社会的人类认识到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精神和物质位置的愿望，并以此作为推进对宇宙和地球的理解的动力。一旦确定并识别了该空间位置，就建立并识别了定向系统。完整的方位系统的建立应该被视为文明发展的标志，因为很多原住民原本并没有四个方向的概念，或者只有东西、前后、方位等方向性词汇。部分的。四个方向这个概念可能是从其他文明欠发达的民族那里借来的。世界各地古代和现代的方位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东方”和“南方”，但一般西方世界的人，例如中亚的古代居民，都是面朝东方的。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例如亚洲腹地，是朝南的，并且在其接合处存在这两种系统。无论是朝东还是朝南，都是四向概念的应用，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坐北朝南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必须符合科学原理。也许有人会说，朝南和朝北的由来其实很简单：为了阳光和通风。中部平原及其邻近地区，太阳东升西落，春夏风向为东南风，秋冬季为西北风，避免阳光直射。阳光充足，通风孔使室内降温散热。秋冬季节阻挡寒冷的西北风，保护室内空间。请注意保暖。即使是先秦时期存在的南方制度，也可能起源于适应东亚大陆季风气候而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农业和聚落。研究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的学者说，先秦城市由于大陆性季风气候的限制，有作为帝王居住的宫殿和祭祀祖先的陵墓，我认为是被放置为。宫殿、寺庙的主要建筑均坐北朝南。中原的这个传统想必已经有近5000年的历史了。于是，汉乐府《周礼》的“太阳从东南角升起，照亮了秦家楼”和李白的“太阳从东角升起，仿佛从地里出来。”就有了歌声。当然，先秦时代所谓的南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南，在所有已发现的城市遗址中也很难确认正南。在南方和稍偏西的地方比较常见，但基本上是商代的传统。由于略西的南面为略东的北面，古代学者研究认为商贾崇尚东北方向，商代的城市遗址、大型夯土建筑等重要遗址的方向也被确定。那是在北方。东方。由于殷人起源于古代东北的渤海湾地区，因此推测商朝的都城规划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东北项目上。不过，商代这个方向的传统被延续到了后来的城市体系中，所以它肯定和商人最初的概念不同，也可能是一个日常概念。汉代出现了严格的南北方向（磁北）的城市，这就是汉代长安城的建制，从此商朝方向的传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继承古代方位系统的例子比商代还要多。例如，古蜀特殊的定向系统并没有随着古蜀的灭亡而消失；看看今天的成都街区道路系统地图，仍然可以看到古蜀定向系统的明显影响。成都的中轴线由东北向西南呈近45度对角线。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古蜀时期的方向体系依然存在。

成都的建设至少开始于古蜀金沙时期，必定最初采用了“维度方向”的定向体系，扭曲了中轴线。这种偏心的中轴线以及后来沿这条轴线修建的秦大城、邯郸城发展起来的网格状路网结构，一直延续到明初。朱元璋的儿子朱纯被封为蜀王时，在城中心修建了蜀宫，并沿南北中轴线排列，形成了东西两侧巨大的建筑群。 - 西对称，类似故宫，旧址位于天府广场北端及展览馆区域。今天看到的中心广场呈南北走向，这显然是明代城市改造的结果，参考了古代中原的主要方位体系。两种方向体系体现在一个平面上，虽然不是很和谐，但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传统的交集。

成都市中轴线示意图

导向体系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印记，其传承动力非常强，不易改变。通过大量考古资料的统计，我们知道古蜀文化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方位系统，城市、民居、墓葬，甚至祭祀场所都包含在这种方位系统中。这是一种与中原地区身体的前向定向系统不同的倾斜定向系统。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古代有两种方位系统。一种基于正方形和平面（中心轴）方向，另一种基于尺寸和角（对角线）方向。分别为第二定向系统。三朝时期，中原地区本身属于第一方向体系，古蜀地区则属于第二方向体系。两大定向系统的形成分别与天文和地理有关，其背后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这里省略了注37

第一版《陌上桑》 第5 期，2011 年

岗位收入《四川文物》

文化遗产出版社，2017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