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特朗普为何发动？陈志武教授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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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讲座教授
采访人：赵灵敏
7月6日，中美贸易战终于落下帷幕，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贸易战，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特朗普为何要发动贸易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终导致战争的关税战，为当前的贸易战提供了哪些历史经验？世界敏感性创始人赵灵敏采访了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讲席教授陈志武。
以下为访谈实录：
特朗普为何要发动贸易战？
赵灵敏：7月6日，中美贸易战终于落下帷幕，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众所周知，贸易战是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游戏，没有真正的赢家。特朗普作为商人，一定深谙这个道理，那他为何要执意发动贸易战呢？
陈志武：这个跟特朗普以及他身边人的世界观有很大关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他们怀念当时美国的优越感，怀念当时美国的人口结构，主要是白人，没有那么多有色人种移民，希望把今天的美国恢复到当时的状态。
而要实现这一点，他们认为必须走美国以前走过的老路，那就是重新推行贸易保护，提高关税。1918年一战结束时，美国国内平均关税不到20%，此后国会通过一系列提高关税的法案，到1929年，关税上升到28%左右。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诞生，美国再次大幅提高关税，从随后的执行情况来看，美国国内平均关税税率高达57.3%。这一法案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美国共收到外国34次正式抗议，许多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导致全球贸易额下降约三分之一，美国对外贸易下降30%。
虽然当年的贸易战，美国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在特朗普身边的人眼里，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让美国产业得到了更多的保护，为美国二战后的霸权奠定了基础。在特朗普等人眼里，今天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要用�**旆ǎ壳爸泄姑挥蟹⒄沟娇梢匀嫣粽矫拦牡夭剑侨衔Ω孟确⒅迫恕Ｖ泄⒍骋渍交崾芩穑拦比灰不崾芩穑拦戎泄艹惺苊骋渍降某寤鳎绞焙蛎拦岜涞酶看蟆�
我不认为他们的逻辑是正确的，但他们却坚信这一点。
赵灵敏：特朗普如果想通过贸易战打击中国，应该联合盟友一起打。但事实上，美国也在跟加拿大、德国等盟友打贸易战，可以说是四面树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志武：很多人觉得奇怪，特朗普要刁难加拿大、德国、法国甚至英国等老盟友。其实特朗普对这些盟友的不满由来已久。他认为这些国家在防务上占了美国太多便宜，他们的国防开支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他们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本把防务责任推给美国，导致美国在这方面背负了很重的负担。同时，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事情上，这些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争先恐后地加入。特朗普因此觉得美国对盟友付出太多，得到的太少。所以，他希望利用关税威胁，一方面迫使这些盟友在贸易上给美国开更多绿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迫使他们回到统一战线。
贸易战的历史回响
赵灵敏：您提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战，这场战争始于贸易保护主义，最终以二战的血腥冲突收场。结合当时的历史经验，您认为当前的贸易战最终会走向何方？是会很快结束，还是会长期持续？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陈志武：我们确实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场贸易战。现在全球的情况和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非常相似，非常可怕。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进而升级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进而演变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社会危机-军事危机，这是当时危机演变的“四步走”。
回过头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全面爆发。此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渗透和蔓延，演变为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如今意大利选出一位信奉“意大利优先”的总理。这和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情况类似。相比之下，我们目前正处于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个阶段，即政治和社会危机阶段，距离军事冲突仅一步之遥。
我希望那场血腥冲突的结果这次不会重演，但如果各国决策者不重视，还是有可能重复上一次完整的循环。
现在的好事是，有了二战的教训，各国会刻意避免这样的结果。另外，有了互联网，各国的信息和观点可以迅速传播到全球，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误判的可能性。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信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给了民粹政治和投机取巧的政治家更多的空间和舞台来利用民意，做出激进的举动，比如特朗普用推特来宣布政策，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发声。
互联网也让今天的民粹主义比上世纪 30 年代的民粹主义更加危险。真正理性、明智的政策更难传达，智库和专家说服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和时间也更少。这是因为情况总是瞬息万变。过去，政策专家、学者和智库有很多时间去说服领导人，但现在时间和客观条件不再允许，政治家需要不断对新事件作出反应。
可以说，阻止危机的因素有不少，但加速危机的因素也有不少。我认为，我们很难避免某种形式的“第四阶段”。
赵灵敏：但截至目前，这种形势没有减缓的迹象，各国仍在向前迈进。
陈志武：因为见棺材不掉泪是人的本性，如果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谁也不会刹车。
贫富差距难以从根本上遏制
赵灵敏：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民粹主义和向别国炫耀实力在一些国家有相当的民意支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全球化进程中失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代言人、发泄口。
陈志武：确实如此。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成员的分裂和冲突，这是非常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可能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般情况下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017年12月，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上联合发表论文，论文想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随着人类从1.1万多年前的原始狩猎采集社会，过渡到半农业社会、完全农业社会，再过渡到工业社会，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变得更加平等了还是更加不平等了？通过对全球63个考古遗址的调查，这18位学者得出结论：从一万多年前到农业社会晚期再到工业社会，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扩大了人类之间的贫富差距，而且这是一万多年来的大趋势。
原因其实很简单：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拉大了人类社会不同人之间的差距。每个人的天赋和人力资本都不一样，每一项新技术都能被一些人掌握和利用，而另一些人却不能，这就大大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入。在原始社会，体力就是一切，只要你个子高，像姚明一样，在狩猎和采集果实方面就有优势，收入和财富就更多；如果你像马云一样个子矮，体力又不那么强，就只能当仆人了。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收入水平和原始体力的关系越来越小，而其他能力则越来越重要。今天，马云之所以能成为富豪，不是因为他个子高、体力强，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情商高，能更好地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机会。相比之下，那些连电脑和手机都不会用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抓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机会。
因此，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使一部分人落后，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而积累社会的不满和怨恨，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或大规模革命等极端手段来释放。
赵灵敏：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税战和这次贸易战，都是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的？
陈志武：工业革命发生在1780年左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40年里，工业革命和那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不断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其后续影响通过四个阶段的危机表现出来，百余年积累的压力最终以战争的形式释放出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70年前后，发达社会的贫富差距普遍下降。从198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到现在，发达社会的贫富差距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
以美国为例，新技术和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华尔街、跨国公司、金融集团的高管和股东，因为只有这些精英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玩得转，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实现财富最大化。但在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等地，大多数人连护照都没有，一辈子也没去过世界其他地方，甚至没去过加拿大、墨西哥，他们对计算机、互联网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能不能利用全球化和新技术致富？恐怕很难。
但我们不能怪全球化、怪新技术，也不能怪精英们抓住机遇。现实情况是，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学**其他语言、了解国际事务、商业、法律、文化、学**新技术。精英们在年轻时就已经在人力资本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接受了包括金融、历史知识等各方面的通识教育。他们的天赋、好奇心、父母的引导，让他们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这时候，更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支持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候选人的意大利选民。这些人应该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遗憾的是，没有领导人和精英敢直接说出这些话。
那些能抓住全球化机遇的精英和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挫的精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也需要释放，这是人性的本质。
赵灵敏：既然贫富差距扩大是历史趋势，是不是就无计可施，只能等待危机和冲突的到来？传统上，政府一般通过税收等二次分配的手段，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您觉得这个办法有用吗？
陈志武：这些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推动量化的历史研究，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从人类存在以来，有什么手段能够真正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真正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的事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富人在战争中损失的财富更多，比如唐末的黄巢起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类是大规模的瘟疫，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人口大幅度减少之后，会造成劳动力的短缺，雇人需要高昂的工资，从而产生财富转移、缩小收入差距的社会效应。
很多左翼经济学家建议通过税收和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但很多理论研究发现，税收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要财富税率低于100%，只要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增值率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率，财富分配仍然会集中在最有能力的少数人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政策制定者不能像以前一样只关注财富分配结构，而应该着力调整消费分配结构。经济学中，经济不平等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是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平等，第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三是消费分配的不平等。前两个差距一直在扩大，围绕消费分配差距的研究成果相对乐观：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消费差距基本相当于半农业社会与全农业社会之间的消费差距，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不管贫富，大家一天吃三顿饭，每天穿一套衣服，睡一张床。富人的生活质量可能更高，但他们与穷人的消费差距还是有限的；医疗条件的改善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寿命的差异与个人财富的关系越来越小。所以对政府来说，关键是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求。只要大家在消费方面有基本的保障，贫富差距大的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财富不是带进世界的，也不是带离世界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赵灵敏：国内很多人把这次贸易战归咎于特朗普的任性，认为特朗普只是因为商家涨价才发动贸易战。您怎么看？
陈志武：不要以为中美贸易争端和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特朗普一个人造成的，这是错误的，他一个人做不到。事实上，由于中美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对华强硬、遏制中国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项对华不利的法案，都能在国会以高票轻松通过。更何况特朗普不一定能连任，就算两年后他连任不了，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对华政策也会有很大的延续性。有人说中美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赵灵敏：还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不怕贸易战，因为中国的制度韧性更强，关键时刻民众会和政府站在一起。美国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反制会分裂美国社会，吃亏的人会通过游说等手段迫使特朗普改弦更张。
陈志武：你说得有道理，中国的制度有它的优势，但是美国的制度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举个例子：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王室权力受到严重限制，议会控制着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支出，而法国国王的权力却同时不受限制。按理说，法国君主制不受限制，政府应该可以征收更多的税，发行更多的国债，筹集更多的资金，但实际情况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英国人的人均纳税额大约是法国人的两倍。再比如，中国清朝皇帝的权力远高于英国国王，但在乾隆时期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的税负几乎是中国人的40倍！ 英国人每人税负为160克白银，而中国人每人缴纳的税款为4克白银。
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应对风险挑战和危机挑战。人类大体上发明了四大应对风险的手段：（1）最早的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支持体系；（2）超越血缘关系、基于共同信仰产生相互支持的宗教组织。中国最初的佛教寺庙就有这个功能，基督教教堂也有这个功能。（3）金融市场。个人通过机构、银行、保险公司进行跨时期的收入交换，通过购买保险、借贷等方式应对灾害和危机带来的挑战。（4）政府福利，这是人类很晚才引入的一种方法。这四大抗风险手段结合起来应对危机，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已经非常发达，但在中国还比较缺乏。今天，家庭组织混乱，佛教寺庙作用丧失，政府福利有限，金融市场不到位。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赵灵敏：在贸易战爆发之前，中兴事件就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和关注，很多人强调中国未来必须更加独立，减少在技术方面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陈志武：一定程度的独立是必要的，前提是国内各方面的技术都发展起来了，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与西方世界的技术交流。今天世界各个行业的技术那么多，中国虽然有十三亿多人口，工程技术人员众多，但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技术。如果中国各个行业都与世界隔绝，未来应对起来会非常困难，只会阻碍而不是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独立。
中国过去40年取得巨大成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一个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讲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个环境的核心就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过去的世界贸易体系是靠炮舰和硬实力支撑的。18、19世纪，要发展对外贸易，必须有强大的海军护航商船，否则商人和货物就难以运到目的地。
20世纪初，美国开始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特别是二战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成立，为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今天说要开放，明天就可以做出口制造，快速发展，完全得益于这个自由贸易体制。没有这些，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很多人说，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说法很片面。183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40%，1913年占30%，现在占20%。如果单看人口红利，1830年的中国比现在大得多。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生中国奇迹？ 这本身就说明，和平的世界秩序是过去40年中国奇迹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今天这个必要条件正面临极大威胁，给中国未来10年到20年的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第二，工业技术非常成熟，可以随时随地移植，这使得在任何地方办厂都成为可能。中国如果想发挥人口优势，没有成熟的工业技术，也是白搭。南通有一家大型造船厂，2007年左右成立，一年多时间就雇佣了两万多人，制造几十吨、几百万吨的巨轮，接的订单可以让他们干10年。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问他们的创始人是怎么做到的？他说现在太简单了，因为造船技术非常成熟，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只要招到员工，就能把韩国、日本进口的零部件焊接、组装起来。
如果中国因为各种原因而关起门来，不能享受那么多简单、可复制的工业技术带来的机会，中国就很难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改革开放是必须坚持的政策，我们还需要继续为建立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