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东：高校基金会治理与大学筹资的探索者

杨卫东

1977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学院副教授、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大学基金会治理、大学募捐、大学基金会保值增值。注册税务师（2003）。

杨卫东在其著作《高校基金会治理研究》中首次尝试对高校基金会进行定义：“高校基金会是高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发起设立，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并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募捐与捐赠管理机构，其职能是通过募集资金、项目管理等活动什么是基金会，为学校建设提供单边服务。”

如今，八年过去了，他认为，一切变了又没变，“里面提到的单向服务功能，从来没有变过。”大学基金会的具体功能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大学与大学基金会的关系？

这些问题看上去是“既容易回答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他在《中国大学基金会年度发展报告（2020）》总前言中所提到的，要完全理清大学与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学及其基金会在性质上类似于母公司与子公司，但在实际运作上更像总公司与分支机构”，杨伟东进一步认为：由于基金会的特殊性质和职能，学校对基金会的管理比总公司对分支机构的管理更为直接、更为严格。同时，基金会的管理模式也不完全等同于一般部门和直属单位的管理模式，更像是一个集募捐、投资、维护捐赠人关系等基金会工作相关职能于一体的事业单位，只不过大学基金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现状：“从犹豫到前进，

逐步进入平稳发展态势”

问：您如何评价当前我国大学基金会的发展现状？目前亟待解决哪些问题？

杨卫东：

总体来看，我国高校基金会由踟蹰逐渐步入稳步发展态势，随着学校领导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高校基金会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加速发展。从数量上看，目前各级各类高校基金会已近700家，中央高校和省属重点高校基本实现教育基金会全覆盖，仅有少数“双一流”建设高校尚未成立基金会。从基金规模上看，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规模目前已接近200亿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规模也已超过70亿元。近年来，这些高校基金会在聚集社会资源、支持所在高校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已成为高校运行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看，在行业向好发展的同时，大学基金会呈现出更多差异化的发展特征，体现在层级、地域、阶段三个方面。从层级来看，双一流大学特别是处于中部及以上位置的大学基金会、特色发展大学的基金会在募捐和基金管理方面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从地域来看，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北京等地大学基金会募捐规模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从阶段来看，主要领导重视多元化募捐与基金会工作的大学，在任期间呈现优先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大学基金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行业基础设施供给与各类大学基金会的赋能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其次，大学领导对大学基金会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多元化募捐存在一定的迷思；第三，大学基金会主要负责人任期制度与捐赠事务的长期管理存在一定差距；最后，高管层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不够清晰，存在一定的阻碍。这些方面都制约了大学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问：大学基金会在寻求突破时，是否需要自主打造品牌？

杨卫东：

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不同，大学基金会主要通过大学品牌开展业务。因此，对于大学基金会来说，它们有两套品牌体系，一套是大学的主品牌，另一套是自己的品牌体系。如果主品牌足够好，子品牌的缺点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主品牌不好，子品牌再好也没有意义。

从时间线来看，只有当资金规模、人员团队、项目管理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品牌建设才是必要的。这可能不同于商业机构的品牌发展策略，商业机构需要在产品营销前至少同步推进品牌建设；从资源角度来看，品牌建设需要充足的资金。对于长尾中的大学基金会来说，无论是学校还是基金会，可能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开展这项工作。另外，从激励角度来看，品牌建设具有一定的延迟回报，这与大学基金会领导人任期制或多或少有所不同。

功能：“大学是

管理机构

问：大学基金会有何独特之处？其功能是什么？

杨卫东：

特点决定功能，功能决定大学基金会的风格和发展战略。与其他同类基金会组织不同，大学基金会的独特之处体现在跨界属性，大学基金会兼具教育属性和公益属性。但这种跨界属性的体现并不均衡，大学基金会更多存在于高等教育场景中，蕴含着更多的教育元素，也展现出更多的教育属性。

慈善圈的朋友经常会说，大学基金会更像是大学内部的行政部门。据我了解，这个判断是100%正确的。无论是嵌入式模式，还是一些一流大学的单独模式，大学基金会都是学校行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上述说法更多的是大学基金会的行政问题，不符合公益组织的正常逻辑。大学基金会的发展和是否设有内部行政部门没有必然联系，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美国顶尖一流大学的筹款机构几乎都隶属于大学行政机构，专业化程度达到顶峰。相反，作为学校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大学基金会的发展更加安全，会受到一轮轮检查、检查、审计的考验，可以说是公益组织安全发展的天花板。

从功能上看，也是上述特点的体现，大学基金会的功能更多是在教育领域，毕竟大学基金会的关键资源是由所在大学提供的，评估体系也是由大学制定的，完成大学赋予的任务，满足大学发展的期待与要求，无可厚非。

问：您如何看待大学与大学基金会的关系？

杨卫东：

这是一个既容易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容易回答是因为大学基金会本质上是大学基金会，大学是其下属基金会的管理机构。困难回答是因为大学基金会毕竟是社会组织，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制度要求。从美国大学来看，私立大学一般没有基金会组织，只有公立大学才有。美国公立大学往往以谅解备忘录（MOU）的形式，对双方的权利与责任、资源使用、财务关系等核心内容进行阐述。这有利于合理划分两者之间的界限，明确彼此的责任与权利义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搭建了风险防火墙。但从近期中外大学募捐过程中的舆论来看，这种隔离作用十分有限。大学基金会的治理瑕疵必然会对大学品牌产生负面影响。

在我国，大学与基金会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具体来说，这种管理关系体现在人、财、物、事件（项目）等方面，其中人的管理是核心。无论是学校常委会任命理事（对外联络处、校友与基金管理处、发展联络处等），再由董事会任命秘书长的间接模式，还是在重点大学单独设立的基金会中，由学校直接任命秘书长（同时由董事会确认），大学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按照或参照学校的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任命的。理事长更是如此，基本是学校党委书记和分管的副校领导。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以积极、正面的态度看待这种明显的上下级关系。 国内一些运行良好、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局部创新的大学基金会，虽然没有、也无法突破这种管理模式，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未来：“超越简单的融资概念”

问：大学基金会是否需要拓展社会事务？

杨卫东：

这个问题正是很多人关心的，也可能是大学基金会最“坑”的地方。其实和前面提到的品牌建设问题是一样的：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大学基金会的社会职能也分为主次两个方面。主次职能体现在高等教育属性上，次要职能体现在公益慈善上。在公益项目的运作中，从精力投入和资源占比来看，履行好主次职能，即服务、保障和支持大学发展，是大学基金会发挥作用的主渠道和主旋律，这和其特殊的组织性质分不开。而社会公益、扶贫济困或乡村振兴等次要职能的履行，大多是在履行好主次职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非单纯为了履行次要职能。

但教育属性与公益属性并不冲突，在很多领域反而有交叠。即便是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公益的参与者、公益人才的培养者、公益氛围的营造者。近年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基金会在探索融合两种属性的项目，比如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心动校园计划”就是典型案例。最后，在功能上，与以花钱为主的企业基金会不同，大学基金会主要向大学引入捐赠，这也是大学基金会的本色。

问：未来我国大学基金会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杨卫东：

大学基金会未来的发展路径建立在大学未来的发展路径之上，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学基金会的资金供给不太可能像海外顶尖私立大学那样，捐赠和投资收益能占到半壁江山，不太可能发挥金融“压舱石”的作用。大学基金会的发展路径需要在大学多元化募捐的实践中逐步探索。

我在《2018年度高校基金会发展报告》中提到了“基金会+”的概念，超越了单纯的募捐概念，将校友关系维护、高校综合资源开发、投资事务等多个方面融入到基金会，形成一个基金管理“综合体”。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要借鉴商业领域外部功能区的概念，将高校基金会置于高校战略发展的总体格局中，适当探索机制创新路径，结合教育、科技、人才融合战略布局，形成统筹补充、地方主导的支持模式，助力高校发展。

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