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副行长宣昌能回应央行扩表较快问题，降准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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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23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规模将达到45.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较2022年扩张约4万亿元，主要由于MLF(中期借贷便利)、PSL(抵押贷款补充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增加。MLF、PSL等纳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对其他存款类公司债权”账户(以下简称广义再贷款)。2023年，“对其他存款类公司债权”账户余额增加4.24万亿元。
长期来看，2018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总体将稳定在38万亿元左右，2022年以后资产负债表扩张将加速。展望未来，随着法定准备金率下调空间收窄，预计央行将采取更多宽贷方式提供流动性，央行资产负债表仍可能扩张。
降准的“缩表”效应
本世纪初至2014年，由于外汇大量流入带动外汇存款激增，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张，由2002年的4.5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4年末的33.8万亿元人民币。其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锁定”过剩流动性。
但2014年以后形势出现逆转，随着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下降，外汇存款也开始逐步下降，人民银行积极创造MLF、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弥补外汇存款下降带来的流动性不足，同时资产负债表也稳步扩大。在此期间，外汇存款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央行，降准、广义再贷款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宣昌能在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要求是保持流动性合理，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实现法定目标。在实现目标时，央行会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
降准和广义再贷款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不同。具体来说，广义再贷款释放后，央行对银行形成债权，会直接推动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产生扩张效应。降准将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解冻”，转化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可以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支持货币创造，但央行资产负债表和基础货币规模不变。但降准后，一方面银行可能将释放的资金回笼央行贷款，另一方面央行会同时减少逆回购和MLF操作，因此降准在一定程度上有缩表效应。
例如，2018年至2019年之间，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替代MLF，央行在资产端的“对其他存款类企业债权”下降，负债端的“基础货币”余额下降，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一度出现1361.58亿元的负增长。
《201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解释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政策效应较强的操作性工具，央行还将减少逆回购、MLF等操作，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银行也可能会根据操作需要减少对央行的负债，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将出现增速放缓或收缩的趋势。因此，近期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环比收缩主要发生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当月或次月。
2020年至2021年间，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略有增长，但总体上保持稳定在38万亿元左右。央行《2020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指出，2020年以来，央行主要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降准和再贷款扩张相互抵消，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基本保持稳定。
广泛扩大再贷款
从2022年开始，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加快，当年增加2.1万亿元至41.7万亿元，2023年增加4万亿元至45.7万亿元。
宣昌能在会上表示，降准会降低准备金需求，释放长期流动性，对央行资金产生替代作用；央行将增加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债权，积极注入流动性。降准幅度越大，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越小；降准幅度越小，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越大。具体使用什么工具，需要结合不同情况的需要，量会有所不同。总的目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如果进一步分析，近两年资产负债表扩张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2022年、2023年每年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每年总计50BP，降幅明显小于前几年（前几年每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少50BP，平均每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左右），缩表效应减弱；另一方面，央行近两年也相继打造了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担保交通建设贷款支持计划等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原有的逆回购、MLF等一起支撑了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
央行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45.7万亿元，较2022年增加约4万亿元。其中，“对其他存款类公司债权”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增长最快的项目：2023年末，对其他存款类公司债权余额18.6万亿元，增加4.24万亿元，主要是由于MLF、PSL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增加所致。
其中，MLF余额增加2.5万亿元，贡献增量最大。MLF是央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发挥中期政策利率作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每月中旬操作一次。据记者统计，2023年MLF每月超额续做，保证了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11月和12月净投放规模分别为6000亿元和8000亿元，分别位居历史第二和第一。
原因在于2023年10月以来专项再融资债密集发行，万亿元国债在11月中下旬启动发行，国债、地方债发行规模较大，信贷投放资金需求也较大，中长期流动性仍面临较大压力，MLF大规模超额续做有利于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为宽松的财政、信贷政策营造良好环境。
此外，17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增加约1万亿元，其中PSL增加1000多亿元，为政策性开发银行发放“三大工程”建设项目贷款提供了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此外，碳减排支持工具、小企业再贷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工具余额也增加1000多亿元。
从占比来看，2023年末对其他存款类公司债权余额为18.6万亿元，较2014年末增长6倍多，占央行总资产的40%，创历史新高。“过去由于外汇大量流入，主要通过外汇存款来扩大基础货币释放。2014年以后，外汇存款下降，央行基础货币释放转向再贷款、MLF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外汇存款释放基础货币相对被动，但通过广义再贷款释放基础货币相对主动。”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吴戈说。
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可能的
业内经常把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比较，但两者的结构明显不同。例如美联储的资产主要为国债和MBS，而中国的资产主要为外汇储备（在资产负债表上以外汇存款的形式体现）和对银行的债权，因此扩表和缩表的路径不同。
例如，2020年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为7.41万亿美元，较2019年末增加3.2万亿美元，其中资产端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2.36万亿美元。相应地，美联储减表行动表现为暂停部分到期债券的再投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端的国债和MBS减少，负债端的存款准备金减少，直接降低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国外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也备受关注，尤其是主要国外央行的QE、QT。这也是因为它们的法定准备金率几乎为零，调整空间不大，多是通过主动扩张和收缩资产负债表来调节流动性。”宣昌能说。
宣昌能还称，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水平仍为7%，仍是注入流动性的重要手段。另外，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约4.5万亿元，贷款余额24.4万亿元，比例接近1:5。与国外央行相比，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有效，当前信贷增速也保持在合理水平，有利于实现央行法定目标，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宣昌能还表示，我国货币政策拥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丰富的工具储备，法定准备金率仍有下行空间，且存款成本下行趋势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有利于扩大利率政策操作自主权。
据央行信息显示，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空间主要通过与历史和国际比较进行，在比较时也会考虑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因素。在近期的降准中，已不再纳入法定准备金率5%的机构，因此某种程度上，5%可以视为现行法定准备金率的心理底线。
当前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距离5%还有200BP，空间较过去明显收窄，这客观上要求央行通过逆回购、MLF等方式提供更多流动性，加之随着结构性货币政策不断加大对特定领域的支持，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或将继续增大。
宣昌能表示，央行还将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不断提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将成为第18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推出后将纳入“对其他存款类企业债权”账户，推动央行资产负债表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