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铜需求蹿升，电力深度脱碳将提升铜消费

一是“开源节流”——加大铜矿开采，二是“开源节流”——把回收的废铜再加工成铜。“废铜”这个词听上去有些难听，如今已经被一个“冠冕堂皇”的名词取代了：回收铜资源！

简单回顾“双碳”政策助力的行业，就会发现在可预见的未来，铜的供需失衡几乎是肯定的。

“双碳”需要电力深度脱碳，大力发展以风电、光伏为主的非化石能源，这两条政策路径都会增加铜的消费量。据安泰科预测，2021-2023年，全球精炼铜消费量仅比产量少31万吨、28万吨、17万吨，可见供需平衡十分紧张，过剩程度逐年减少。

有人可能会说，消费可以促进开采，所以不必担心铜短缺。但与消费增加的即时性相比，铜矿开采的增加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仍可能不时出现局部铜短缺的情况。

供需失衡必然导致铜市波动，给产业链下游企业造成巨大成本压力。去年到今年的市场走势给我们以警示。更重要的是，缺乏充足铜矿的中国，铜对进口的依赖度已超过80%，一旦供应链中断，国家资源安全将受到影响。另外，新增铜产量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节约”资源、构建“铜循环”刻不容缓。

大范围“节约”可谓一举两得：既可以减少新增铜矿开采需求，降低资源“卡脖子”风险；又有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为有色行业提前5年“碳达峰”做出贡献，体现大国担当。那么问题来了，废铜的潜在贡献到底有多大？

改革开放后，我国铜资源回收利用发展迅速，资源回收利用铜产量由20世纪70年代的19%左右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33%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铜资源回收利用量逐年增加，由2000年的30多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近230万吨，2019年更是达到了300万吨左右。

这么多的再生铜从哪里来?除了国内供应，进口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2020年11月，我国废铜进口政策放宽（符合《再生铜原料》标准的再生铜不属于固体废物，可自由进口）。加之疫情控制为进口提供了便利，东南亚因疫情而囤积的废铜陆续进口。2021年3月进口废铜17万吨，同比增长91%，累计进口量已达到2019年“七类废料”进口禁令前的水平。

基于中国铜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进口优质铜资源进行回收利用是中国铜原料供应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21年废铜进口总量有望实现同比增长，但受多种因素影响，短期内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预计总量与2019年持平。

废铜进口量回升的信号，对降低国内废铜原料价格、缓解废铜供给端压力、修复我国目前供需失衡状况，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双碳”背景下，我国即将像发达国家一样建立碳排放市场，这对于碳排放优势更为明显的废铜来说，必将是一个利好。

要实现废铜深度回收，建立严格可靠的标准是第一步。具体来说，需要按照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的原则，从回收、分解、加工、再制造、清洁生产等角度，建立和完善废铜资源回收行业标准体系。商品综合服务商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行业经验，为监管部门提供标准制定方面的建议。

在确定行业标准后，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还可以利用其在行业内的丰富信息和资源，助力建立废铜资源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建立完备的废铜资源交易平台，为供需双方提供及时有效的交易认证、信息发布、融资咨询、交易撮合等服务，建立规范的仓储和交易市场，提高废铜资源利用效率，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众所周知，铜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商品，要促进废铜资源国际流通，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完善和改进废铜资源进口管理制度，逐步构建废铜资源国际流通市场，确保我国废铜资源来源可靠。在废铜“国际化”方面，综合大宗商品服务商构建的全球网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好好利用。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综合大宗商品服务商的作用：废铜的价格往往波动频繁，而使用废铜的下游企业往往因实力有限难以建立自己的仓储体系回收废铜，只能跟着市场走，抗风险能力弱，甚至可能“见势不妙”。综合大宗商品服务商可以发挥规模优势，不仅从全球各地收购废铜，还可以在建立自己的铜仓储的基础上，充当下游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缓冲。未来随着市场的好转，废铜可能像废钢一样被列为期货品种，这正是综合大宗商品服务商在“产业+金融”世界展现实力的好机会。

虽然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本身并不直接参与铜的生产，但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如果能够未雨绸缪，转变思维，就能发挥自身“穿针引线”的独特优势，在助力铜循环、服务相应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