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三杨称谓的缘起:中央红军中的三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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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名称的由来
在中央红军指战员中,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中,流传已久的有“三杨”一说。何为“三杨”呢?这里说的就是杨得志、杨成武、杨勇三人,他们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已经在红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担任团级军官。当时他们才二十岁左右,就曾担任过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红军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红军第三军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等职务。他们是红军中层指挥员的杰出代表,他们所率领的部队都是各自兵团的主力,都以卓越的战功在中央红军中享有盛名。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1934年3月,《红星报》刊登了时任红一方面军政委聂荣臻撰写的《继续发扬红一方面军顽强抵抗的精神》社论,号召全军学**杨得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精神。也是在同年3月,在红一方面军举行的运动会上,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亲自将一面写有“红四方面军英勇冲锋”八个大字的锦旗赠予被誉为“模范政委”的杨成武。 在受“左”倾错误影响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许多危险战斗中,杨勇任政委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虽然给国民党“围剿”军以重大伤亡,但部队本身也伤亡惨重,特别是在烛形战斗中,部队死伤过半,八连仅剩20余人。面对此种情形,部队毫不气馁,继续表现出英勇、勇敢和牺牲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中,杨得志、杨成武、杨勇率领的三个团常常充当中央红军的先锋队,他们武装到牙齿,敢于战斗,敢于拼死一搏,善于打大战、硬仗、险仗。
杨得志以红1军1师1团团长身份,与政委李林率部从江西瑞金出发,率先为中央纵队开辟了道路:他们昼夜行军,攻新田,占剑河,渡施秉,过黄平,百战百胜;强渡乌江,全歼嵩明守敌;强渡金沙江,走捷径,贯彻民族政策,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突然袭击安顺场渡口,组织17名英勇战士,强渡湍急、凶险的大渡河,夺取滩头阵地,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
杨成武作为红1军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与团长耿飚、继任团长黄开祥一起率部昼夜行军,在湘江上浴血奋战,率先突破乌江,开辟了中央红军前进路线;迅速夺取娄山关、桐梓,保卫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河,攻占禄劝、武定、元谋,佯攻昆明,百战百胜;劈山架桥,昼夜奔袭240里,组织22名骁勇善战的战士夺取了泸定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想像石达开部灭太平天国那样全歼中央红军的美梦,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嘉奖。
杨勇在担任红三军第四师第十团政委期间,与团长沈树青、代理团长杜忠梅等率部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先渡湘江,挺进界首,阻击了阻击的国民党军。沈树青、杜忠梅等先后牺牲,以惨重的代价掩护中央红军渡江,写下了湘江血战的悲壮历史。随后,他与新任团长陈莲花率部四渡赤水河,南下贵阳,直逼昆明;与继任团长黄震率部强渡金沙江、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
经过八年浴血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第二十、第五兵团司令员。
“三杨开泰”率部赴朝鲜参战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要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的决策,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1950年10月至1951年初,志愿军三次战役,歼敌七万余人,把侵略军赶过三八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反复激战,双方逐渐摸清了对方的优势和弱点。
毛泽东等人在综合分析双方优劣势和战争形势后,作出战争将是持久战的判断。毛泽东、周恩来果断作出决定:用志愿军轮换来对付抗美援朝的持久战。他们认为,实行轮换作战,不但可以解决志愿军的休养问题,而且可以使更多的国内部队接受现代战争的真正训练,从而积累顺利进行现代战争的经验。
1951年2月初,第四次战役期间,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军委关于轮换作战方针的指示》并于8日批准。指示提出了在朝鲜实行轮换作战的方针,并决定派杨得志指挥的第十九军和第二十军作为第二轮换部队赴朝鲜参战。
三天前,即2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时,已向他们转达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并强调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个军事斗争,又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国人民都牵挂着你们,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其实就是注视着我们整个国家。这一点,全军同志必须了解,必须牢记!”他还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光荣传统和强大战斗力的。我曾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三杨(杨)开泰’!”
再过一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周恩来借用《易经》中“三阳开泰”的吉语,希望他们率部赴朝鲜参战,取得良好战果。
杨得志率部率军赴朝鲜参战
1951年2月中旬,杨得志、李志民率领已装备苏式武器的第十九兵团进入朝鲜,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兵团组成右翼突击团,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4月中旬,杨得志、李志民向兵团官兵签署了《打第一场海外战役的作战动员令》,大声提出:“这是我们打第一场海外战役,一定要打赢第一场,尽全力打好这一仗。”“一定要在首战中受考验,在首战中立功。”“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不管眼前的敌人是美国兵、英国兵,还是李的匪军,我们都要打得痛快,打得痛快,打得彻底,消灭得彻底。” 这份《战斗动员令》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团官兵的士气。
4月22日,第19军在朝鲜开城至涟川西南地区发动进攻,随即进入阻击战。在“联合国军”空军、坦克、步兵、炮兵的联合进攻中,牢牢守住阵地。第19军与第9军、第3军、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至6月10日的50天中,共歼敌8.2万余人,“联合国军”将战线北推至平壤、元山的企图被粉碎。战线在三八线南北两线稳定下来,迫使“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并于6月30日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朝鲜战争由此转入相持阶段,战场形势开始稳定。
其间,彭德怀在杨得志等陪同下,专程来到坚守阵地12昼夜,顽强抵抗美军4个机械化师的连续进攻,歼敌1.5万余人的63军休息区,看望全体指战员,并深情地说:“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1952年7月,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当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的工作重心放在朝鲜停战谈判上。因此,杨得志担负起指挥志愿军作战的重任,参与指挥了10月14日开始的上甘岭战役,以反击美军所谓“金化攻势”。
上甘岭是中央战线战略要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位于朝鲜江原道金华郡五圣山南约4公里处。其597.9高地和537.7高地犹如两只从五圣山伸出的拳头,从东西两端楔入“联合国军”阵地,直接绞杀了金华至金城的必经之路。美军发动“金华攻势”的目的,就是为了攻占这两处高地,夺取五圣山,改善防御态势,并扰乱志愿军的战术反击。 上甘岭战役于11月25日结束。在43天的攻防战中,美军对志愿军阵地投掷炸弹5000余枚、发射炮弹190多万发,阵地土石方松动达2米深。志愿军打退敌军进攻90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74架,毙敌2.5万余人,我军伤亡仅1.1万余人,创造了依靠坑道工事坚持防御作战的典范,彻底粉碎了美军的“金华攻势”。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是抗美援朝战争单场战役中战斗英雄、功勋卓著的将领。他们中有新晋班长黄继光,用血肉之躯堵住敌人机枪洞,为反攻部队打开冲锋通道;有排长孙占元,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坚持指挥战斗,拉着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新晋战士胡修道,在阵地只剩一人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退敌人41次冲锋,歼敌280余人,最终坚守阵地……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山”。上甘岭战役震惊世界,从此志愿军彻底掌握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
上甘岭战役中,毛泽东为志愿军的拼死战斗精神所鼓舞。他在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等志愿军领导人和全军官兵的贺电中说:“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和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这种作战方法,如果坚持下去,一定能战胜敌人,迫使敌人妥协,结束朝鲜战争。”
杨成武率部赴朝鲜参战
1951年2月,杨成武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6月,他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率领同样装备苏式武器的第20兵团参加了朝鲜战争。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杨成武和张南生二人。他一边抽烟喝茶,一边在轻松的气氛中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战略反攻,经过几次战斗,完成了保卫祖国和解救兄弟邻国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是为了巩固前一阶段的成果。”“我们的方针是持久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同时,力争和谈、以打促谈。”“一定要坚持这个战略方针,不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轻易退却。”“现在中央决定,今后要‘采取轮流作战的方针’,准备以21个集团军分三班轮流在朝鲜作战。” 他还说:“你二十军入朝后,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不在正面增加兵力、不在侧翼和后方登陆的情况下,稳定‘三八线’至‘三八线五分’之间的防线。”
根据毛泽东指示和志愿军指挥部的作战部署,杨成武、张南生率领本部部分部队在9月份反击敌人多次试探性进攻和“特别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即“立体战”)中取得了初步胜利。9月29日至10月22日,率领第20兵团参加指挥三八线东线秋季防御作战。在金城、淮阳地区,以工事与火力相结合、勇猛与技术相结合、坦克与步兵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坚决顶住了敌人步兵、空军、炮兵、坦克联合进攻的连续“绞杀战”。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
在战斗最紧张、最危急的时刻,杨成武十天十夜没有睡觉。在金城以南三天激战中,二十兵团全歼敌一万七千余人,重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立下大功的美军第七师,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单日歼敌最高纪录。在秋季攻势第二阶段的十天战斗中,第67军击毁敌坦克39辆、击损8辆,击落、击毁敌机14架,毙伤敌2.3万余人,自己仅伤亡一万一千余人,创下志愿军对第67军防御阵地发动重点进攻的战绩。 经过24天激烈的秋季防御作战,第20军歼敌7.9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圆满完成了预期的作战任务。为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惊呼:“现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的正是美军,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今年冬天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至此,志愿军相继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共歼敌15.7万余人,迫使美国于10月25日恢复朝鲜停战谈判。
紧接着,按照志愿军司令部以打促谈、趁敌疲乏发动局部战术反击的统一部署,从10月30日起,杨成武、张南生率部利用绝对优势火力和适当的兵力,对“联合国军”突出、暴露或防守薄弱的营级阵地连续发动局部战术反击,攻占敌阵地和岛屿30余处,歼敌1万余人。这再次迫使美方放弃无理要求,接受中朝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有力地推动了停战谈判。
杨勇接任二十军军长,赴朝鲜参战
1953年4月,杨勇奉命接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是“三杨”中最后一位赴朝作战的。5月下旬至6月中旬,他与政委王平率部参加夏季反攻,7月指挥了金城战役。
夏季反攻战中,6月10日至15日,第20兵团第60军全歼李承晚部1.48万余人,创下了阵地战以来一次进攻全歼敌军一个团的先例。在此期间,第67军也全歼李承晚部1.35万余人。
随后,根据志愿军指挥部的作战部署娄山关路555号,杨勇、王平把参加金城战役的5个军15个师的兵力,编成西、中、东三个突击集团,在第九兵团一个军的配合下,斗智斗勇,重点攻击公然叫嚣“反对任何妥协”、想“孤军奋战”的嚣张的李承晚军,攻占了金城以南的突出部。杨勇强调:各部队不仅要迎面突破、层层剥离,还要利用我方穿插作战的优势,猛攻敌营,使敌军丧失信心、溃不成军。穿插部队不管多大,只要插进去,就一定能打胜仗。
7月13日,金城战役开始,志愿军在1100余门火炮的掩护下,对李承晚军正面发起猛烈攻击,在一小时内就突破了25公里坚固的正面阵地,最远突进到18公里。 其中,由第68军第609团第2营(此为第607团编配该营)组成的渗透迂回支队先锋侦察小队,在副排长杨育才的带领下,向敌后李承晚军首都师“白虎团”司令部发起进攻,夺取了白虎团的军旗——“胜利”虎头旗,并趁机歼灭前来增援的美军第555榴弹炮营和李承晚军首都师机械化团第2营大部,毙敌97人,俘敌19人,创造了包括杨育才在内的无一人伤亡的奇迹。 至27日,经14昼夜战斗,20军打退敌排级部队反扑1000余次,阵地向南扩展160余平方公里,与第4军团24军联合歼敌5.3万余人,比预计的1.5万余人多出近4万人。
金城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战斗力再次震惊了世界。由于“联合国军”连连遭受严重挫折,“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已无力再战,不得不签署了拖延了两年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可以说,金城战役是最后一战,抗美援朝战争以胜利告终。
综上所述,“三杨”率部赴朝鲜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充分展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指挥志愿军展现了国家和军队的威风。1952年6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疗养;1952年7月、1954年10月,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1954年2月、1955年4月,杨勇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司令员。
肩负重任 作出新贡献
“三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随后又在不同岗位上被委以重任、作出新的贡献。
1955年9月解放军首次授予军衔时,“三杨”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分别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军衔时,杨得志、杨成武、杨勇都比较年轻,分别为44岁、41岁、42岁。
杨得志历任军事学院战役部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春,参加指挥了著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为维护祖国西南边境安全作出了新的贡献。
杨成武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京津警备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兵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室组长,福州军区司令员。
杨勇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二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辑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原载于《世纪潮汐》2020年第4期)